湖南省人民政府


湖南省湘江长沙株洲湘潭段生态经济带建设保护办法


湖南省人民政府令

　　第176号

《湖南省湘江长沙株洲湘潭段生态经济带建设保护办法》已经2003年7月24日省人民政府第12次常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03年9月1日起施行。

代省长周伯华

2003年8月18日



　 第一条 为了促进湘江长沙株洲湘潭（以下简称长株潭段）生态经济带的建设，加强湘江长株潭段生态经济带的保护，推动长株潭经济一体化和本省经济可持续发展，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湘江长株潭段生态经济带的建设、保护工作，必须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本办法。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湘江长株潭段生态经济带，是指由湘江长株潭段及其滨江两岸组成的，以生态环境、生态经济和旅游观光为发展重点的带状区域，北起湘江长沙段的月亮岛北端，南止湘江株洲段的空洲岛南端；两岸纵深距离根据不同地形地貌确定：

（一）临江区域为街区的，以临江的第一个街区道路（不含沿江道路）为限；

（二）临江区域为洼地、平地、浅丘的，根据地形地貌确定，一般不超过1500米；

　　（三）临江区域为重丘、山峦的，以临江的第一层山脊线为限；

（四）临江区域为旅游景区的，以旅游景区离湘江最远的外围线为限。

　　前款所指区域的具体界线，由省人民政府发展计划行政部门商建设行政部门在《湘江长沙株洲湘潭段生态经济带开发建设总体规划》中确定。

　　第四条湘江长株潭段生态经济带的建设、保护遵循保护生态环境、永续利用资源和高起点规划、分阶段建设的原则。

　　第五条 湘江长株潭段生态经济带建设、保护的目标：

（一）加强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把该区域建设成为生态良好和环境优美的示范区；

（二）开发、保护旅游资源和文化遗产，把该区域建设成为适宜于休闲观光的景观带；

（三）发展符合生态环境要求的产业，把该区域建设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第六条 湘江长株潭段生态经济带的建设、保护实行省统一领导、统一规划和分市建设、分市管理的体制。

　　省人民政府负责对湘江长株潭段生态经济带的建设、保护工作实行统一领导、规划、监督和协调，具体工作由省人民政府发展计划行政部门会同建设行政部门承担。

　　长株潭三市人民政府在省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分别负责各自行政区域内湘江长株潭段生态经济带有关区段的具体建设、保护工作。

　　省人民政府和长株潭三市人民政府的发展计划、环境保护、国土资源、建设、规划、交通、农业、林业、水利、旅游、文化、文物、宗教等行政部门，按照各自的职责做好湘江长株潭段生态经济带建设、保护的有关工作。

　　第七条 省人民政府发展计划行政部门负责组织编制《湘江长沙株洲湘潭段生态经济带开发建设总体规划》，报省人民政府批准。

　　第八条省人民政府环境保护、国土资源、建设、交通、农业、林业、水利、旅游、文化、文物、宗教等行政部门应当根据省人民政府批准的《湘江长沙株洲湘潭段生态经济带开发建设总体规划》，编制专业规划，报省人民政府批准。

　　省人民政府发展计划行政部门应当会同相关部门和长株潭三市人民政府，根据省人民政府批准的《湘江长沙株洲湘潭段生态经济带开发建设总体规划》，组织编制湘江长株潭段生态经济带市际连接段详细规划，报省人民政府批准。

　　长株潭三市人民政府应当根据省人民政府批准的《湘江长沙株洲湘潭段生态经济带开发建设总体规划》编制湘江长株潭段生态经济带城区段详细规划。湘江长株潭段生态经济带城区段详细规划，应当与长株潭三市各自的城市总体规划相衔接，确需对原城市总体规划进行局部修改时，分别由长株潭三市人民政府按照法定程序办理。

　　第九条湘江长株潭段生态经济带的建设，必须执行规划。对没有列入规划的项目，任何部门和个人不得办理立项、用地、开工等审批手续。在市际连接段和自然洲岛上的基础设施、生态、公用事业、工业和房地产建设项目，长株潭三市人民政府规划行政部门在批准选址前必须先征求本级人民政府发展计划行政部门的意见，其中，重大建设项目的选址，还须由长株潭三市人民政府发展计划行政部门征求省人民政府发展计划、建设行政部门的意见。

　　发展计划、环境保护、国土资源、建设、规划、交通、水利、林业等行政部门应当加强对建设项目的管理，依法查处违法审批和违法建设行为。

　　第十条 湘江长株潭段生态经济带的开发建设实行生态环境保护优先和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相结合，重点发展文化业、旅游业、观光农业、商贸服务业、高新技术等产业。禁止新建不符合湘江长株潭段生态经济带环境保护要求的项目。

　　第十一条 省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部门应当会同长株潭三市人民政府，按照湘江长株潭段生态经济带环境质量优于其他地区的原则，制定污染物排放地方标准、排放总量或者其他控制指标等环境质量监督管理措施，对达不到排放标准的，依法责令限期治理；对通过治理仍达不到排放标准的，依法实行停业、转产或者搬迁。

　　第十二条 省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部门应当建立长株潭三市环境质量监测、评价制度，按照省人民政府规定公布监测、评价结果，接受社会监督。

　　第十三条 根据生态环境保护需要，应当将湘江长株潭段生态经济带内的森林划为生态公益林，实行封山育林育草。禁止开山、烧砖、采石、采矿、葬坟和其他破坏山体、植被的活动，防治水土流失。

　　在城区实行园林绿化，在沿江两岸种植风景林，在农村及其居民点周围进行植树造林。

　　第十四条 在野生动植物的主要生长、栖息地建立自然保护区。禁止非法猎捕、采集野生动植物。

　　第十五条 保护湘江长株潭段生态经济带内的农业环境，推广无公害农产品和绿色食品技术。

　　第十六条湘江长株潭段生态经济带内建筑物的造型、风格、体量应当突出地方特色和民族风格，并与周围生态、人文环境相协调。

　　在城市郊区合理安排房地产用地，开发建设与周围环境相协调的商品住宅。

　　第十七条 对湘江长株潭段生态经济带内的城镇和农村居民点建设进行科学规划，突出特色，控制城镇数量、规模和居民建设用地指标。

　　第十八条 加快湘江长株潭段生态经济带内的道路、桥梁建设，修建两岸沿江景观道路、跨江和连接自然洲岛的桥梁。合理开发湘江水域，科学布局港口码头，协调发展水上客货运输，开发水上旅游观光运输。

　　第十九条 整治湘江长株潭段生态经济带内的河道，修筑防洪、观光兼顾的多功能防洪堤，治理水患。禁止在河道非法采砂、侵占河道、改变河势、开挖河堤和其他妨碍河道行洪和通航的活动。

　　保护湘江渔业资源，禁止非法捕捞活动。

　　第二十条 依法保护湘江长株潭段生态经济带内的文物等人文设施和自然景观，合理建设滨河公园、风景名胜区等旅游设施，整合人文、自然等各种旅游资源，突出湖湘文化特色。

　　按照突出个性的原则，加快湘江长株潭段生态经济带自然洲岛的开发建设，发展自然洲岛休闲旅游。

　　湘江长株潭段生态经济带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自然洲岛等地方的居民按照规划应当搬迁的，由当地人民政府组织搬迁并妥善安置。

　　第二十一条 对违反本办法的行为，任何单位和个人有权劝阻或者检举。第二十二条对在湘江生态经济带建设、保护工作中作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由有关人民政府或者主管部门给予表彰、奖励。

　　第二十三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有关机关依法给予处罚：

（一）擅自进行开发建设，或者不按照批准的文件进行开发建设的；

（二）破坏生态环境和野生动植物资源的；

（三）污染环境的；

　　（四）破坏河道、河堤或者违反规定采砂的；

（五）破坏文物等人文和自然景观的；

（六）其他造成湘江长株潭段生态经济带建设、保护工作损害的。

　　第二十四条 有关人民政府及行政部门的工作人员违反本办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违法批准进行开发建设的；

　　（二）对本办法第二十三条的行为不及时查处的；

（三）其他玩忽职守或者滥用职权、徇私舞弊，造成湘江长株潭段生态经济带建设、保护工作损失的。

　　第二十五条 本办法第八条第二款所称湘江长株潭段生态经济带市际连接段，是指湘江长株潭段生态经济带除城区段之外的区间。

　　本办法第八条第三款所称湘江长株潭段生态经济带城区段，是指湘江长株潭段生态经济带经过长株潭三市建成区的区间。

　　第二十六条本办法自2003年9月1日起施行。


　　




读《中国古代司法制度史》(原载《求索》2006年第5期)

冷必元
（湖南工业大学法学院、湖南醒龙律师事务所）


一

我国古代司法制度史源远流长，根据确切的史料记载，其源头可追溯到尧舜时期。几千年的社会光阴沿着黄河长江缓缓流逝，但它同时也留下了人类社会世代遗继的司法制度。然而，“世易时移，变法宜矣”，变化的不光是法律，还有法律得以实现的承载机体——司法制度；时代流变，司法制度无时无刻不在发生着量变或质变，时间淘汰了司法制度，时间留下了司法制度，时间改变了司法制度，时间也充实了司法制度。因此，时间的长河把历史上零零总总的司法制度编制成了一张千头万绪的罗网，它的整体构架呈现出一派纷繁芜杂茫无头绪的“荒芜”之景。这就形成了司法制度史研究的困难。面对历史以来杂乱无章的司法制度，研究者往往如同置身荒无人烟的沙漠，辩不清了东南西北，甚至也迷失了自己。
正因为适当的研究路径难以发现，以往的法史学研究都基本上遵循着一个相同套路，那就是绝对以时间为经，跟着历史的轨迹亦步亦趋，比如在西周出现过那些史料，马上就把西周的所有相关史料平铺直叙记录下来，作为一个章节，再如在秦汉出现过那些相关史料，又马上把秦汉的所有相关史料一条不漏记录下来，作为一个章节。最终的结果却是，当读者在秦汉部分发现了与西周相关的史料，又不得不掉转车头回来寻找西周。如此几经往复，前后不相衔接的繁杂史料使读者如坠五里雾中，怨烦之感油然而生，本来丰富多采的法史学顿时变得如同嚼蜡，索然无味。
然而，就我国法史学者张兆凯教授最近编著的《中国古代司法制度史》一书来看，它的确非常巧妙地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研究路径，避免了陈旧研究方法带来的流弊。
《中国古代司法制度史》扬弃了传统的史学著作编排体系，不再绝对以时间为经，而是把整部著作概括为五个方面内容，即司法机构与职官演变史、诉讼制度演变史、审判制度演变史、监狱制度演变史和监察制度演变史，从而列出五个专题，再分别进行专题研究。这有点类似于军事上“分化瓦解、各个击破”的战术思想。
采用这一编排体系后，整个研究路径顿时变得丁卯分明，研究者就不再是茫无目的地罗列历史，五个靶子已经竖起来了，余下的只需有选择性地将相关箭矢发射到各个靶心；研究者确立了自己的中心，就可以围绕中心有针对性地研究开发，而不再是面对成千上万的文物古籍而盲目借引或不知所措。不仅如此，采用这一研究策略后，读者也消除了读法史著作时索然寡味的干涩感觉，能一口气将整本书读到底。
《中国古代司法制度史》的编排体系为作者的研究打开了思路，作者紧紧抓住司法制度的这五个向度，就好比军事家掌握了有利的地形，从而形成了“居高临下，势如破竹”的写作优势。当然，作者的这种写作优势一经读者阅读，又顺理成章的演化成了读者的阅读优势。


二

诉讼法研究中存在着一个争论不休的议题：诉讼活动追求的到底是法律真实还是事实真实？法律真实即是程序真实，事实真实即是实体真实。现在法学界特别是外国法学界一般认为法律追求的应是程序真实，而非实体真实。但就法史学研究而言，其追求的绝不仅是“程序真实”，遵照通常的研究步骤按部就班地进行操作不是法史学研究的目的，法史学研究的目的在于发现“实体真实”，还历史以本来面目，在史实中找出历史规律。所以，史之研究，最重考证。历史的重现是史料的重现，史料是历史的生命之源。正由于此，《中国古代司法制度史》坚持了考证的研究方法，步步以史料为基，层层以史料为垒，构筑起了一座司法制度史大厦。
《中国古代司法制度史》对史料的重视不是个别的，而是普遍的，不是片面的，而是全面的，不是肤浅的，而是深刻的，重视史料的指导思想一以贯之地融化在整部著作中。通观全文，略言之，作者对史料“忠贞不渝”的专注情感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重视史料来源的真实性。从全书考察，作者极少转引证据，而是直接引经据典，查考古籍文献，尽量掌握第一手资料，保证史料来源的真实可信。不仅如此，在一些地方，作者还用心良苦地对证据的真实性作了充分合理的证明，比如在采用《史记•夏本纪》之前，作者推证道：“就像我们在甲骨文发现后，对司马迁《殷本纪》的记载没有任何怀疑一样，我们也没有理由怀疑尚未发现其文字的《史记•夏本纪》记载的真实性。”寥寥数语，使读者对证据的真实、文章的真理更加深信不疑。这也正反映了作者一向治学严谨、考证精细的学风。
其二，重视史料的合理引用。作者对证据的引用相当考究，务求证据在文章中引用得恰如其分、恰倒好处，而绝不是见证即引、滥竽充数。甚至作者并不满足于引证的恰当程度，某些证据还使文章妙趣横生、增色不少，比如为了说明廷尉位尊权重，作者引用了《汉书》中的一段话：“下邳翟公为廷尉，宾客填门，及罢，门外可设雀罗。后复为廷尉，乃置其门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贵一贱，交情乃见，一贫一富，方知交态。”生动的引用使文章更加和谐轻快，熠熠生辉。
其三，重视史料基础上的发挥。引用证据是为了说明事理、陈述见解，所以，作者并不是单纯地搬移史料，而总是站在史料之上，阐述理由，叙说观点。如作者在引用《周礼•秋官•大司寇》的相关史料后，得出了《周礼》“处刑严酷、动辄诛杀”的特点，而且还进一步推论出另一重要结论：“周代一方面宣传德主刑辅的思想，但对违反《周礼》规定的行为，则不稍加宽恤。可见周朝的所谓‘德治’与严法是互为补充或相为表里的，并不存在谁主谁辅的问题”。又比如当作者在考证到夏的监狱叫做夏台，而“夏台亦叫钧台。《竹书纪年》云夏启元年大飨诸侯于钧台”时，提出了一个让人眼前一亮的新问题：“既然是宴会之所，怎么就成了监狱呢？”作者就此问题又作了进一步的发挥：“可不可以认为夏台当时并不是监狱，桀只是临时性的将汤软禁于夏台。后则由于汤的显赫，人们就将夏台作为监狱的一种代称了。”
在《中国古代司法制度史》一书特别是其中张兆凯教授所著的第一和第四章中，诸多史料证据，作者总是信手拈来，前后紧密衔接，给人一气呵成之感。启卷开章，一阵远古的清风夹着原汁原味的周礼秦律幽香扑面而至，既不轻浮虚华，也不干瘪枯燥，理在据在，娓娓道来，犹如一场底蕴深藏辞章外表因而别开生面的演说；读者婉若身临古境，那手执三尺、口含天宪的司法官吏就近在眼前，那整饬邦国、纠审犯罪的一次次司法活动就近在自己身边。从此也可以看出，在作者的知识体系中，已彻底打通了法学和史学之间的界限，研究法也即是在研究史，研究史也即在研究法，法与史融会贯通，水乳交融，盈盈相契，收发自如，展示了极其深厚的法学和史学功底。


三

“先阵后战，兵法之常；运用之妙，存乎一心”，《中国古代司法制度史》写作的成功，首先在于作者排出了一个“五行阵”：官置、诉讼、审判、监狱、监察，五个方面前后相继，俯仰和合，因而章法严整，井然有序。“五行阵”的排列，主要在于它的高屋建瓴，树立了五个研究目标，研究活动就具有了针对性，有针对性地寻找资料，有针对性地演绎推理，有针对性地陈述发挥，使整个写作进路显得得心应手，条分缕析。
《中国古代司法制度史》成功的另一方面在于作者对待历史的严肃态度，翔实占有史料，精细研究史料，慎重陈述史料，独到发挥史料，一言一行，皆在史中。历史是已然的事实，司法制度史也不例外，任何对司法制度史没有根据的想象和猜测，都是对已然的虚构。《中国古代司法制度史》以史为本，刨根究底，其研究成果值得信赖。
专题研究方法、考证研究方法，是支撑起《中国古代司法制度史》的两大脊梁。在两大研究方法指导下，作者构建了《中国古代司法制度史》这座金碧辉煌的理论豪宅。然而，“高下相倾、长短相随”，从事物相对而生的矛盾性中，我们还可以看出，两大研究方法既为《中国古代司法制度史》赢得了理论身价，但同时又暗含了两个理论上的隐忧。
就专题研究方法而言，官置、诉讼、审判、监狱、监察，五个方面虽然是条理清楚，层次分明，但是，五个方面间到底存在怎样的内在关系呢？由于专题研究方法本身的限制，这是《中国古代司法制度史》不能完全回答的问题，纵使有所回答，也总会使文章显得繁复冗长，拖泥带水。
再就考证研究方法而言，对史料的严格要求，慎之又慎，也会在一定程度上抑制写作者的想象空间。在历史资料中爬行，战战兢兢，如覆深渊，如履薄冰，太重视考证的研究方法很难说不会影响到本应该不断增强的理论研究上的冒险精神。这也是为什么本书的个别地方总让人产生意犹未尽之感的重要原因。
当然，这两个研究上的缺陷也并非《中国古代司法制度史》所固有，因为它原生于专题研究方法、考证研究方法本身天生的缺陷，只要采用了这一方法，这些缺陷必然会附随而生。而一如本评论所言，事实上，这两大研究方法的确是最适合于中国古代司法制度史研究的捷径，在看来如此杂乱无章的历史中，想为中国司法制度史理出顺序，划分界限，便不能找到其他更为便捷的研究方法。“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害相权取其轻”，利害权衡，理智地选取了这两个研究方法。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一研究缺陷正并非是《中国古代司法制度史》的缺陷，而恰恰可以说是《中国古代司法制度史》研究优越性的体现。
著名法学家邱兴隆提出了“批判的资格”问题，其实，提议者的言下还隐含了另一个问题：被批判的资格。批判绝不是对被批判者的简单否定，而恰恰是肯定了被批判者具有被批判的资格，是对被批判者在理性目光审视下的充分肯定。作为第一部系统研究中国古代司法制度史的著作，《中国古代司法制度史》也许还会存在其他的缺陷，由于本文单纯从其研究方法着手进行评论，所以，其他方面的优劣不是本文所品头论足的范围；但是，可以肯定的是，除本文外，《中国古代司法制度史》还必然会受到更多理性思维的关注和批判，因为每一部有价值的著作都必然会在历史的长流中不由自主地接受自己被批判的资格，那也是社会大众对它的认同，是社会大众给予它的合理的名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