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民联调”工作的法律思考

深圳市公安局八卦岭派出所所长 李笑杰

一直以来，公安基层派出所每天要应付大量的非警务纠纷，此已经成为困扰基层工作的一大难题。据有关数据显示，在南方城市，特别是在深圳，基层派出所每天接报的警情，约60%为非警务的纠纷，公安机关要耗费大量的警力去调解，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刑事打击和治安管理的效能。但是，群众利益无小事，很多纠纷如果处理不当，很容易由此形成治安、刑事案件，甚至酿成上访案件及群体性事件，对社会安定造成很大的冲击。社会在发展，传统的治安调解已满足不了群众对调解的需求。公安机关一直贯彻执行群众路线，为维护社会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另一方面，使群众形成了“有困难找警察”的思维模式和习惯做法，因此，群众有了纠纷不去找基层调解组织，而直接打110报警，希望公安机关介入解决。全国很多城市的公安机关已经意识到多种渠道化解民间纠纷的必要性，为了给政府节约司法成本，加强治安防范及密切警民关系，纷纷制定了“警民联调”工作机制，将街道的人民调解与公安的治安调解有机结合，在基层派出所办公楼内设立“警民联调”工作室，从而使得大量的非警务纠纷从基层派出所剥离，盘活了一线的警力，化解了大量的民间纠纷，提高了群众的满意率，对构建和谐社会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但是，我们也由此发现了“警民联调”产生的一些负面问题。因为缺乏深入的调研，很多城市的公安机关只是简单的将人民调解与治安调解混合，未解决两者的法理衔接，致使很多因民间纠纷形成的治安案件错误的通过了人民调解来解决，给公安机关带来了巨大的司法风险。为了使“警民联调”真正的发挥作用，使公安机关规避潜在的法律风险，笔者认为，如下问题值得我们认真探讨。
一、人民调解与公安治安调解的性质界定
人民调解和公安部门的治安行政调解都是“大调解”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化解人民内部矛盾的重要手段，特别是在化解民间纠纷方面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我们不能否认，人民调解与公安行政调解是属于不同性质的调解。《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条规定的调解属于行政调解的范畴。从立法本意来看，既然治安调解规定于处罚法之内，那么也就是说，治安调解有存在的法律价值及依据，它不能用人民调解来替代。如果强行用人民调解来替代治安调解，那公安机关要承担因使用不同性质的调解而产生的司法风险。主要的风险为：《人民调解协议书》具有民事合同的法律效力，而《治安调解协议书》即不具有民事合同的法律效力；从中可以知道，一旦当事人事后反悔，救济措施即完全不同。治安调解协议签订后当事人反悔的，公安机关应当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对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给予处罚，并告知当事人可以就民事争议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而人民调解协议签订后反悔的，当事人只能持协议书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法院只需对协议进行审查与认可，而不需重新对原纠纷进行再审。如果公安机关将本应进行治安调解的案件用人民调解来代替，那么出现上述反悔的情况，当事人诉讼后法院的判决得不到执行时，必定会出现一方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人逃避了法律的制裁，公安机关的司法风险不言而喻。
二、人民调解与治安调解有机衔接的必要性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社会矛盾进一步突显，我们对此必须要有清醒的认识。我们都知道，“和为贵”式的调解在中国有着源远流长的历史，深深渗透于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民族心理之中，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因势利导，充分发挥其作用，定能将影响社会稳定的群众矛盾消灭在萌芽状态、化解在基层，达到“防范于未然之处，消灾于无形之中”的效果，对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大意义。无论是传统社会还是现代法治社会，都会产生特定的纠纷解决需求，基于社会主体价值观和偏好、纠纷类型等因素，就必然需要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在构建和谐社会日渐深入人心的情况下，调解的价值应该得到进一步的提升，调解的领域也应进一步扩大。同时，纠纷解决机制的形成，永远是一个实践先行的动态发展过程，应鼓励各种探索和尝试，并对实践中积累的行之有效的方法、模式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另外，处理违法犯罪是一项综合性的社会系统工程，刑事法律、治安法律法规只能解决其中一部分问题，把刑事法律、治安法律法规作为万能处方是不对的，因为刑事法律、治安法律法规只是社会处方中特殊的一种，更多的是在它们之外。因此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成为时代主题的背景下，将人民调解与治安调解有机衔接，探索警民联调的新型机制，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三、人民调解与治安调解有机衔接的法律依据
　　为了规避警民联调所带来的司法风险，警民联调工作必需要在法律规定的框架内进行。因此，我们必须要利用法律来解决两种不同性质的调解衔接问题。
人民调解的法律依据：《人民调解工作若干规定》第二十条规定，人民调解的受理范围为发生在公民与公民之间、公民与法人及其他社会组织之间、法人与法人之间涉及民事权利义务争议的各种纠纷。
治安调解的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条规定：对于因民间纠纷引起的打架斗殴或者损毁他人财物等违反治安管理行为，情节较轻的，公安机关可以调解处理。
从上述两者法律依据来看，我们可以看出，两者内容有交叉重叠的地方。如因民间纠纷引起的打架斗殴，肯定涉及了相关的经济赔偿问题；损毁他人财物，也同样涉及了损害赔偿的问题。经济赔偿及损害赔偿均属民事权利义务争议的范畴，这是毫无疑问的事实。也就是说，此类治安案件的当事人除了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外，还存在民事权利义务的争议。人民调解只能解决民事权利义务争议，对于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其无权进行处理（调解），故要将治安案件全部进行人民调解，显然不当。但《治安管理处罚法》规定此类案件可以治安调解处理，治安调解是通过对案件中因打架斗殴或者损毁他人财物而产生民事权利义务争议进行调解，从而使被伤害人或者财物被损害方获得赔偿后放弃追究另一方当事人的法律责任。因此，治安调解不仅解决了民事权利义务的争议，还解决了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人不再受法律追究的问题。既然人民调解与治安调解在调解范围内有部分重合，那么，两者的衔接问题由此迎刃而解。
四、人民调解与治安调解衔接构想
既然解决了人民调解与治安调解衔接的法律依据，那么下一步最重要的就是如何操作的问题了。笔者认为，发生了《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条规定的治安案件，需要治安调解处理的，可以先就当事人双方的民事权利义务争议的部分进行人民调解。在此必须特别注意，人民调解要坚持双方自愿的原则。一旦民事权利义务争议的部分通过人民调解成功解决，即立刻进入治安调解。既然当事人一方通过人民调解获得了赔偿，其肯定会放弃追究另一方当事人的法律责任，治安调解也会同时成功。因此，当事人双方在第一阶段签订的是《人民调解协议书》，第二阶段签订的是《治安调解协议书》。就算协议签订后出现一方反悔的情况，公安机关仍然可以介入处理，从而有效规避了公安机关在调解过程中的司法风险。这种操作方式才是真正意义的“警民联调”。

李晓兵 南开大学法学院




台湾这场大选的角逐过程中，最为突出也最为坚定的就是马英九对「九二共识」的强调。九二共识的核心内容是「一中原则」，即「海峡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原则」，但是基于两岸政治情势发展的现状，以及两岸对于「一中原则」的认识，各自在其宪法和法律的框架进行阐释和表达。
九二共识是对于两岸关系底线的维护，也是两岸在「一中原则」问题上对于各自立场的调整和回归，这是两岸政治智慧的凝结，象征着两岸在认识和处理两岸关系的过程中对于对方立场的充分理解和尊重，也标志着两岸关系走向理性和成熟。它为两岸目前消除分歧、搁置争议、共同发展、共创双赢提供了政治互信的基础，因此成为稳定两岸关系，并为两岸关系渐进式的发展路径提供了一个合适的连接点。
台湾现行的“中华民国宪法”制订于一九四六年，历经多次修改，其所确立的宪政体制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其直接适用的范围也进行了限缩和调整，但是「国家统一」被作为修宪的立足点和行宪的基本目标，「一中原则」仍得以保持。因此，九二共识在两岸宪法的框架内寻找到了一个保证两岸关系稳定发展的基本底线，为两岸各自在政治、法律、经济领域处理涉及两岸关系的问题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九二共识也为两岸关系未来的发展提供了一种大的格局以及多种可能性。它既可以转换为「不统、不独、不武」的大陆政策，也可以让未来两岸之间继签署ECFA之后尝试性地开展政治议题的协商，还可以作为条件成熟的情况下签署两岸和平协议的基础。
但是，也必须看到，这一「共识」在大陆和台湾，都仍然存在着一定的变量。一方面，大陆方面对于台湾政治运作模式和法律实践的深层次认识还需要不断加强，特别是对于未来两岸宪政秩序的协调要有充分的考虑和准备；另一方面，台湾政治发展方向的不完全确定性，各种层次的选举成为检验民意对于两岸议题立场和态度的基本途径，两岸之间的理解和互信还需要通过各种层次的交流和沟通进行巩固，过于乐观和迅速的解决两岸问题都不现实，特别是绿营势力仍然不能明确肯定和接受此共识的基本内容。
在此情形下，两岸人民还需要在九二共识的基础上进一步的寻找新的连接点，特别是通过法律化的途径来将这些连接点加以固定，形成一个密集的「安全网」，让两岸关系的发展与两岸人民的福祉和两岸民主、法治发展之间形成良性的互动和紧密的联系，不为外部和内部偶然因素的影响而大幅度地波动，使两岸关系的发展能够更加稳健、顺畅。
未来，两岸特别需要从宪法层次上来思考和解决两岸关系发展过程中面临的诸多问题，比如，对于台湾现行宪法的认识，大陆方面应该看到，一九四六年的“中华民国宪法”已经成为在台湾维系“中华民国”法统的基本法律依据，它构成了两岸之间维系基本的法律联系的基础。特别在近三十年的时间里，通过大法官释宪，在台湾社会变迁与宪法实施之间形成了良性的互动与富有活力的宪政秩序。大陆方面应该对这部宪法在未来两岸走向统一进程中的地位重新评估，并对于其基本价值进行再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