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和信息化部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


关于印发乳制品行业整顿和规范工作方案的通知

工信部联消费[2008]259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经委（经贸委、工业主管部门）、质量技术监督局、工商行政管理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发展改革委：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对乳制品行业整顿和规范的工作部署，进一步做好乳制品行业整顿和规范工作，现将《乳制品行业整顿和规范工作方案》印发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并结合辖区实际，制定具体的组织实施方案。
　　各地工业、质检、工商部门要切实加强领导，落实责任，协作配合，各司其职，做好乳制品行业整顿和规范的组织实施工作，并将工作情况及时报送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质检总局和国家工商总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商行政管理总局
　　二○○八年十月十八日






乳制品行业整顿和规范工作方案

　
　　三鹿牌婴幼儿奶粉事件是一次重大食品安全事件。这次事件暴露出乳制品企业缺乏社会责任，企业管理和制度执行存在漏洞，乳制品行业管理薄弱等突出问题。为贯彻国务院对乳制品行业进行整顿和规范的工作部署，落实乳制品行业整顿和规范工作，切实保证产品质量安全，维护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建立促进我国乳制品行业健康发展的长效机制，特制定本工作方案。

　　一、工作目标
　　加强企业奶源基地建设、原辅料进厂、生产加工、储藏运输、产品出厂过程的质量管理，建立健全产品质量保证体系、产品信息管理和质量监控体系、企业社会责任和诚信体系，通过实施行业整顿和规范，确保企业生产的乳制品符合质量安全要求，行业整体生产恢复到正常水平。
　　（一）确保原辅料100％合格
　　所有生产用原辅料达到国家食品安全标准，进入加工环节的原辅料100%合格；支持企业自建奶源基地（自建牧场或投资参股养殖小区），确保生鲜乳合格。
　　（二）确保乳制品100％合格
　　严把乳制品生产关和出厂关，所有生产企业具备三聚氰胺检测条件（包括建立合法、固定的产品检测渠道）；出厂的乳制品100%符合国家对产品所含三聚氰胺临时管理限量值规定。
　　（三）严格规范生产秩序
　　经过生产企业整顿，打击违法行为，纠正违规行为，规范企业的生产销售秩序，使整顿合格企业的生产恢复到正常水平。依法关闭一批不符合产业政策和行业准入条件要求、在整改期限内不能达到验收条件的乳制品加工企业，取缔非法生产企业。
　　（四）履行企业社会承诺
　　以确保产品质量安全的实际行动，加强企业管理，增强检测能力，提高检测水平，完善检测制度，保证乳制品质量。向消费者负责，认真履行企业社会责任，恢复产品市场信誉，重振民族品牌。

　　二、主要任务
　　（一）加强企业奶源基地建设
　　各地工业主管部门按照产业政策,要求企业加快奶源基地建设, 企业要提高奶源基地（自建牧场或投资参股小区）养殖技术水平，依据《良好农业规范》（GB/T20014.8），分批实现标准化管理，杜绝不符合国家相关标准的饲料入场。
　　（二）规范原辅料收购秩序
　　各地政府要合理划定收奶区域,严格禁止企业争抢奶源；企业实行入厂原辅料质量批批检测，严控原辅料采购质量，健全质量检测制度，杜绝含有三聚氰胺等非食品用化学物质或者其他可能危害健康物质的原辅料进厂；建立企业原辅料采购信息档案,完善原辅料质量追溯制度。
　　（三）严格乳制品生产管理
　　完善企业乳制品生产工艺、设备、检测手段；严格执行工艺操作规程，严格执行各项质量标准；严禁在生产过程添加三聚氰胺等非食品用化学物质或者其他危害健康物质。
　　（四）强化乳制品出厂检验
　　企业必须具备三聚氰胺检测仪器（酶标仪、高效液相色谱仪、高效液相色谱—质谱仪或气相色谱—质谱仪）和掌握检测方法的人员或建立合法、固定的检测渠道，制定严格的乳制品出厂检验制度，出厂产品批批检测。
　　（五）规范产品追溯与召回管理
　　生产企业要建立和实施产品追溯和召回制度，从原料、辅料到成品等各环节均具有可追溯性，杜绝生产环节的不合格产品出厂。生产企业应对已进入流通环节的不合格产品迅速采取处置措施，实施召回和销毁，并及时报告政府主管部门。
　　（六）加强企业管理制度建设
　　乳制品生产企业必须加强信息化手段，建立和完善企业质量档案、《生鲜乳、原辅料检验规范》、《化学品及食品添加剂管理规范》、《成品检验规范》、《生产工艺操作规范》、《设备操作规程》、《设备管理制度》、《计量管理制度》、《文件记录和管理制度》、《安全生产制度》等规范和管理制度，做到管理到位，责任到人。乳制品生产企业要逐步建立良好生产规范体系（GMP）或食品安全管理体系（GB/T22000-2006）或危害分析与关键控制点体系（HACCP）。
　　（七）督促企业履行社会责任
　　建立乳制品生产企业社会责任和诚信体系，提高从业人员道德和质量、法律意识，履行社会责任，树立良好企业形象。
　　（八）加强生产企业监管
　　地方工业、质检、工商等部门要加强对乳制品生产企业和产品质量的监管，健全乳制品质量第三方检测制度，完善监督检测手段；建立乳制品生产企业和经营者不良记录档案，公布不合格产品及处置结果，依法严惩违法违规行为。
　　（九）贯彻落实产业政策
　　地方工业、卫生、质检等部门要认真执行《乳制品工业产业政策》和《乳制品行业准入条件》，规范行业投资行为，加快淘汰落后生产能力，关闭在整改期限内不能达到验收条件的企业。工商部门按照《食品卫生法》、《乳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条例》等有关规定，依法责令企业变更经营范围或吊销营业执照。

　　三、进度安排
　　用半年时间集中开展乳制品行业整顿和规范工作，整顿和规范工作分三个阶段实施。
　　（一） 自查自纠和监督整改阶段（9月19日—12月31日）
　　企业自查自纠要有具体的工作方案和措施，通过内部管理整顿和产品自检等，开展自查自纠，规范生产经营行为。各地工业、质检、工商部门要制定组织实施整顿和规范工作的方案，加强检查和监督，及时查处企业的违法行为，纠正违规行为，重点对企业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进行监督，对整改效果进行检查。
　　企业自查自纠要做到：
　　1.严格执行《乳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条例》的有关规定；
　　2.具备产品质量安全法律、法规、规章及标准规定的管理制度，健全质量安全责任制；
　　3.在原辅料进厂、生产加工、产品销售等环节杜绝加入三聚氰胺等非食品用化学物质或者其他可能危害健康物质；
　　4.具备合理的生产设备、产品质量安全必备的检测手段；
　　5.企业生产的产品必须符合各项质量标准；
　　6.建立健全了产品质量保证体系、产品信息管理体系和质量监控体系、产品质量追溯体系、企业社会责任和诚信体系等。不合格产品全部下架、召回、销毁。
　　对自查出的问题，必须严格按照法律法规、政策、标准的要求，逐一整改，彻底纠正，并进行自查整顿总结。
　　监督企业整改的重点是：
　　1.监督企业对整改前和整改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是否逐一梳理，认真整改，措施落实，已见成效；
　　2.监督企业是否健全了各项管理制度、产品检测手段，配备了必须的检测仪器设备，兑现向社会所做的各项承诺；
　　3.督促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克服困难，切实履行原料奶收购合同，维护奶农合法权益和社会稳定；
　　4.督促具备产品质量保证条件的企业顾全大局，积极恢复生产，保证市场供应；
　　5.加强对整改工作的分类指导，适时召开企业整改现场会，推动整改工作落实、突出问题得到解决、整改工作成效明显企业的好做法；
　　6.督促企业建立健全产品信息管理体系、质量监控体系、产品质量追溯体系、企业社会责任和诚信体系。
　　（二） 检查验收阶段（2009年1月1日—2月28日）
　　由各地工业主管部门会同质检、工商部门组织开展对乳制品行业整顿和规范工作的检查验收工作，对验收不合格企业应责令停产再整顿，至2009年2月底验收不合格的企业应予关闭。质检部门依法注销生产许可证，工商部门依法责令企业变更经营范围或吊销营业执照。各地要将验收合格企业在地方媒体进行公布，并将验收结果上报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质检总局和国家工商总局。
　　企业整顿验收合格条件为：
　　1.企业生产经营证照齐全（食品生产许可证、营业执照）；
　　2.整改前企业生产环节存在的问题已逐一纠正，并消除隐患，做到逐项整改归零，完善了相关管理制度；建立了产品质量报告和问题产品召回制度；建立了产品信息管理体系、质量监控体系、产品质量追溯体系、企业社会责任和诚信体系；
　　3.企业已按照良好规范（GMP）要求组织生产。企业建立了食品安全管理体系（GB/T22000-2006）或危害分析与关键控制点体系。生产专供婴幼儿奶粉的企业必须实施了危害分析与关键控制点体系；
　　4.企业具备健全的原辅料进厂检验，进入加工环节的原辅料100%合格；企业具备三聚氰胺检测仪器和掌握检测方法的人员或建立合法、固定的检测渠道，具有完善的质量检测手段和有效的质量保证体系，生产过程质量得到有效控制，产品出厂检验的管理制度健全并严格执行；出厂的乳制品100%符合国家对产品所含三聚氰胺临时管理限量值规定；
　　5.有完整的整改报告，重点是企业整改内容、采取的具体措施，所存在问题解决的情况及企业整改取得的成效。
　　（三）巩固成果阶段（2009年3月1日-3月31日）
　　通过整顿规范工作，乳制品生产企业恢复到正常水平；扶持一批大型骨干企业，支持一批整改见效企业，淘汰一批落后企业，关闭一批在整改期限内不能达到验收条件的企业，取缔一批非法企业；鼓励和支持企业通过资产重组、兼并收购、强强联合等方式，加快企业集团化、集约化进程，整合加工资源，提升产业水平。
　　工业和信息化部指导行业加强自律和企业规范工作，加强政策指导，组织实施并适时修订完善产业政策，严格实行行业准入制度；建立乳制品质量安全事故和企业应急监测预警体系；发挥行业协会自律作用；会同有关部门进一步研究制定产业扶持政策。国家质检总局加强对已取得食品生产许可证企业的资质监管；加强对乳制品质量的监督检查；逐步推行良好生产规范认证（GMP认证）、食品安全管理体系认证（GB/T22000-2006）或危害分析与关键控制点体系认证（HACCP认证）；健全乳制品加工环节质量安全检测预警体系。国家工商总局指导系统严格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做好乳制品生产企业工商登记工作。对无前置许可或许可过期的，责令办理变更登记或吊销营业执照。全面提升乳制品企业管理水平和产品质量，巩固整顿规范工作成效。

　　四、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切实落实责任
　　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统一部署，对乳制品行业整顿和规范工作由工业和信息化部会同国家质检总局、国家工商总局组织协调，由地方政府负责组织实施。各地工业、质检、工商等部门要切实加强领导，落实责任，协作配合，各司其职，形成合力，认真负责地做好乳制品行业整顿和规范工作。
　　（二）整顿规范工作要落实到企业
　　各地工业主管部门要会同质检、工商等部门将辖区内所有乳制品生产企业纳入整顿和规范的范围，做到不留死角，不留真空；要结合本地实际，制定整顿和规范的实施方案，更有针对性的做好整顿和规范工作；要对照任务要求，严格依法行政，贯彻政策和标准，逐一企业、逐一环节，将整顿和规范工作落实到企业，落实到生产加工全过程，切实改进和完善企业管理，确保生产合格产品。
　　（三）加强信息报送，加大宣传力度
　　各地工业主管部门要及时、准确向工业和信息化部反映乳制品生产企业动态（生鲜乳收购、企业生产、产品质量、产品库存和销售）、企业整顿和规范工作进展、实施效果、存在问题，并提出改进工作的具体建议；各地工业、质检、工商部门要相互通报情况，加强信息沟通和共享，及时会商解决问题；生产企业要与政府建立信息直报渠道和信息报告制度，定期向所在省级政府工业主管部门报送相关信息。
　　各地要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重点宣传企业在生鲜乳收购、储运、加工、销售等环节所采取有效措施以及改善经营管理、加强质量监督、配备检测设备等方面的具体做法；宣传整顿和规范工作取得的成效、好的企业典型及其优质合格产品，对态度消极、整改不力的企业要给予通报、曝光。
　　（四）加强行业管理，严禁新开工项目
　　各地工业主管部门要进一步加强乳制品行业管理，及时了解、协调企业整改中遇到的问题，积极帮助企业恢复生产。整顿和规范期间，一律暂停乳制品加工新上项目（企业）的核准；改扩建项目（企业）必须报国家有关部门核准。
　　（五）做好资产清理，维护社会稳定
　　各地要把握政策界限，严格依法妥善处理好关闭在整改期限内不能达到验收条件的乳制品加工企业，取缔违法企业中涉及的企业资产处置和职工安置等问题，保护职工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稳定。
　　（六）做好整顿规范总结，巩固工作成果
　　各地工业、质检、工商等部门，要加强对企业整顿和行业规范中好做法、好经验的推广工作，巩固整顿规范成果。要结合本地开展整顿和规范工作的实际情况，认真做好乳制品行业整顿和规范工作总结，并分别上报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质检总局和国家工商总局。




论法官的良知

高 军

摘要：法官是法治的核心要素，法律必须依靠法官来公正有效地适用。而在法官要素中，法官良知又是其灵魂，法官良知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司法过程的结果，决定有无司法公正。本文着重就法官良知的内涵及保持法官良知的内外部诸条件进行了阐述。
关键词：法官　 司法　 良知　　
法治社会是司法最终裁决的社会，法官代表法律裁决案件，对维护整个社会稳定与健康的发展起着重要作用，是社会正义和人权的最后救济者，是法治的核心要素，法律必须依靠法官来公正有效地适用。值得注意的是，法官审理具体案件时不仅仅依据的是事实与法律，除此之外，还要结合自己的良知，即基于对法律的正当性与合法性的认识与理解以及对自己所经历的法律生活的体验和反思，而产生的对社会成员之社会行为的善与恶、正确与错误进行判断并采取相应行动的意识与能力。学者指出，“就一个法官而言,他的专业能力固然重要,然而,他的良知则永远是最重要的。法官良知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司法过程的结果,决定有无司法公正”。[1] 而卡尔·卡拉斯则更进一步，甚至认为“仅仅要求法官要用最好的智识和良知来裁判，是不够的。应该规定法官仅需要那些最小的智识，而需要那些最大的良知”。[2]
一、 法官为什么需要良知？
首先，众所周知，从法律的特征来讲，法律本身仅是死物，“徒法不足以自行”，必须由人来操纵，马克思曾指出“要运用法律就需要法官。如果法律可以自动运用，那么法官也就是多余的了”[3]。由于社会生活纷纭复杂，各种新类型的案件层出不穷，面对无限发展着的社会，“立法者不是可预见一切可能发生的情况并据此为人们设定行为方案的超人，尽管他竭尽全力，仍会在法律中留下星罗棋布的缺漏和盲区，从这个意义上说，任何法律都是千疮百孔的”[4]。在很多时候，法律可能会缺位，可能会有缺陷。但是，“法律有时入睡，但绝不死亡”，法官在适用法律时，绝不能以法律规定不明确、不完备或欠缺为借口而不予受理，更不得以此为由拒绝裁判，否则，“如果一个纠纷未得到根本解决，那么社会机体就可能产生溃烂的伤口”[5]。在这种情况下，法官应当发挥造法的功能，因为 “法律不只是作为一种条文或规范存在，更重要的是作为一种原则和精神存在。一个合格的法官，并不拘泥于法律条文的有无，而在于对法律精神的理解，以自己的智慧和法律素养，将法律精神融化于案件事实之中，进而发展法律。法律依据不只是法律条文。对法律的原则和精神的理解才是法官的生命” [6]。那么，对于什么是法律的原则和精神，主要取决于法官心中的自然法理念及对公平、正义的理解，取决于法官的良知。
其次，由于法律概念的抽象与概括及法律语言的歧义以及立法技术的失误等众多不确定因素作用的原因，法律自身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不合目的性、不周延性、滞后性的模糊性等局限，[7]不同的人对同样的法律甚至可能会产生截然不同的理解。对此，达维德认为，“法律的实施以解释过程为前提”[8]，汉密尔顿指出，“解释乃是法院正当与特有的职责”[9]，马克思则更明确地指出，“法官的职责是当法律运用到个别场合时，根据他对法律的诚挚的理解来解释法律”[10]。而何谓“诚挚的理解”，则对法官的良知提出了要求。因此，对于那些明显违背理性的恶法，法官应大胆地拒绝服从。而对于那些有缺陷的法律，法官应正确地行使自由裁量权，通过符合法律精神的解释而使它变得没有缺陷以达到实现正义的目标。那种认为法官的作用就机械地执行法律，“把所有基于人民的决议和法律的东西都是正义的这种想法是最愚蠢的”[11] 。
最后，司法的功能角度来讲，现代司法的作用是定纷止争，它不仅仅是私人争执的公断人，而且还是行政权力乃至立法权力的“宪法裁决人”。它是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是社会公共福祉的最终保障。司法判决的意义重大，不仅个案正义通过个案的判决来体现，而且整个社会的正义通过整个司法审判制度来体现，人民理解、尊重、热爱、信仰法律的习惯也是从对司法判决的信服中产生。西方的一些调查表明，“那些没有受过比较系统的法律教育的公民对于法律制度的知识以及公正观念的养成，与法院处理案件的过程以及媒体对于法院活动的报道有密切的关系”[12]，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法律制度所应得到的尊严与威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制度的工作人员的认识广度以及他们对其所服务的社会责任感的性质和强度”[13]。因此，法官在审理案件的过程中必须始终充满良知，奉行操守，所作出的司法判决绝不应是冷冰冰的，而应在体现真的价值的同时，还要体现善和美的价值，体现人性的光芒与理性的光辉及社会的关怀，以使人民亲近而自觉接受。
综上，我们可以看出，法官判案并不是纯粹的客观活动，同时也是法官本人的主观活动，在这一活动中，法官的司法理念，个人良知直接影响指导着法官裁判活动的公正与否。在西方法制发展的过程中，出于对僵化的法定证据制度的反叛，产生了自由心证证据制度，为了避免普通法僵直造成的极端不公正的裁决后果，衡平法得以产生和发展，均证明了法官良知对司法的极端重要性。关于良知对法官裁判的作用，在英美法系国家表现得更为明显，伯尔曼认为，英美法律制度在很大程度上，正是依靠法官的自尊心、责任感以及他们的智慧和自制力保证司法的公正[14]。所以，“法官非有良知不能表现正义”，“…对他们的资质不仅要求具有法律知识，而且特别应有广博的教养和廉洁的品质”，法官是“教堂外的教士”，是“社会的精英”、“有修养的伟人”和“正义之路的开拓者”，须“对所有的人富有诚心和爱心”[15]。法官须依照自己的良知、信念以及对法律的理解形成的正义准则裁判案件，作为一项法官裁判的原则，在一些国家的宪法中甚至还明文予以确立。1946年日本宪法第76条第3款规定，“所有法官依良心独立行使职权，只受宪法和法律的约束”。现行韩国宪法第九十八条规定：“法官依据宪法、法律及良心独立审判。”土耳其宪法第一百三十二条第一项规定：“法官独立执行其职务，法官判案，须依宪法、法律、正义及个人信念。”越南宪法第一百零一条也规定：“法官依其良心，无私之精神及尊重法律与国家权益判决案件”[16]。
二、 法官良知的内涵
法官的良知并非如泛道德主义者所认为的那种在法官必须具有同情心，法律要具有扶贫济困的功能的前提下，鼓励法官受无节制的同情心的支配，以至于偏离合法性的前提，单纯用道德和感情去判决法律争议。法官的良知有自己科学的内涵，具体包括：
首先，法官自身应信仰法律和坚守法律。伯尔曼说过：“在法治社会中，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形同虚设”。[17]这里指的是社会公众对法律的信仰，作为裁决者的法官自己更应信仰法律，孟德斯鸠曾把法官形容成宣布法律词语的喉舌，美国大法官马歇尔则把法官说成“只是法律的代言人”，马克思曾指出:“法官除了法律就没有别的上司”。如果连作为“法律的保管人”的法官都不遵守法律，任何要求人民守法的论调都是“只准州官放火，不让百姓点灯”的强盗逻辑。耶林认为“执行法律的人如变成扼杀法律的人，正如医生扼杀病人，监护人绞杀被监护人，乃是天下第一等恶”[18]。培根说过：“世上的一切苦难之中，最大的苦难无过于枉法”，因为“一次不公正的裁决，其恶果甚至超过十次犯罪”。因为“犯罪虽是冒犯法律——好比污染了水流，而不公正的审判，则毁坏法律——好比污染了水源”。[19]因此，法律信仰作为法官最基本的价值观念，必须真正地扎根于法官的灵魂深处。法官只有获得对法律信仰和正义追求的精神支持，才能带动内心严格的理性自律，从而产生巨大的工作动力和无私无畏的勇气，做到拉德布鲁赫所要求的为了维护正义，法官要“不惜一切代价，甚至包括牺牲生命”。
其次，法官必须做到公平和公正，因为“当事人可以接受败诉，但无法接受不公平”，“社会允许法律有漏洞，但不允许法官不公正”。公平与公正要求法官应恪守职业操守，对于法律实施过程中发生的各种主体之间的各种纠纷，以被动性原则和中立性原则作为履行职务行为的基本出发点，以中立的身份和地位，依公正、科学的司法程序，以求得公正的解决。在法官解决纠纷的过程中，法官地位的中立与诉讼程序的公正尤为重要。柏克认为，“一个公正的法官是一个冷冷的中立者”，法官地位中立要求：1、法官与案件无利害关系；2、任何人不能作为有关自己案件的法官；3、法官不应当有对当事人一方的好恶偏见。诉讼程序公正要求法官：1、对各方当事人的诉讼给予平等的注意；2、纠纷解决者应听取双方的证据；3、纠纷解决者应只在另一方在场的情况下听取一方意见；4、各方当事人应得到公平的机会来对另一方提出的论据和证据作出反应。法官的地位中立和诉讼程序公正应贯穿于案件裁判的始终。
再次，法官应合理地适用自由裁量权。自由裁量权是一柄双刃剑，它可能在保护正义的同时极容易伤害正义，如果被心术不正的人滥用甚至会沦为作恶的工具。出于对法官专断的恐惧，严格法治主义者主张“绝对的法律至上或法律统治，而排除恣意的权力和自由裁量权”，将法官变成一台自动售货机，输入事实，将法律对号入座然后吐出判决。这种完全排除自由裁量权的理论仅仅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在司法实践中根本无法实行。事实上，几乎所有案件的判决都或多或少地涉及法官的自由裁量。法官在行使自由裁量时，应怀着一颗“赤子之心”，怀着对社会弱者的关怀、对自然法理念及公平、正义精神的追求，服从法律和自己的良心做出合法又合乎人性的合理判决。但是，遗憾的是，在当前各级人民法院的判决中，“合法但不合理”的现象还普遍地存在着。针对这种现象，最高法院副院长黄松有同志指出：“在司法审判中，一味强调‘合法不合理’的观点是不正确的，也是非常有害的。立法者在制定法律时，必然要求法律尽可能符合社会生活的情理，符合公众所普遍认可的公正要求。司法审判就是要抽象的法律规范与具体的案件事实相结合，把抽象的公正要求变成强制人们遵守的公正的力量。合法的应当是合情理的，这取决于法官怎样去理解法律，如何把握法的价值。将法律规范适用于处理具体的案件，并不是一个死板、机械的过程，而是一项创造性的活动。真正理解和把握了立法的精神和价值，就能够结合案件的具体事实，借助于社会生活经验知识，正确地解释和运用法律，作出合乎法律又合乎情理的公正裁判”[20]。
三、法官的良知从何处来？
首先，法官的良知从他的学问中产生。如前所述，法官在法治社会中承担着重大的使命，法官的良知不同于民众的一般道德观念，它建立在包括深厚的法律专业知识以及包括认识、判断、推理案件诸能力在内的良好的认知水平之上。17世纪英国普通上诉法院柯克大法官在反对国王可以亲审案件的观点时说过：“法律是一门艺术，它需要长期的学习和实践才能掌握，在未达到这一水平前，任何人都不能从事案件的审判工作”[21]，基于这种传统，“在西方国家，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有不解之缘。法学教育是从事法律职业的必经之路，法律职业的共同体只对那些具有同一教育背景的人开放门户”[22]。除必须具备深厚的法律专业知识外，法官还必须具有各种各样广博社会知识与社会经验在内的良好的知识结构，法官不仅仅是“法律人”，更应该是“文化人”，非社会精英所不能胜任[23]。
其次，法官的良知从信仰中来，对法官来说，信仰尤为重要。在这方面，西方文化建立在基督教的基础上，西方人普遍具有一种与生俱来的赎罪意识和深刻的反省精神，西方国家法官的良知更多是从宗教中产生的。至今一些西方国家司法制度中还保留着法院开庭前举行祷告、证人出庭作证手按《圣经》宣誓以及法官在判决中不时会援引《圣经》内容的传统。在我国，普遍的宗教信仰与宗教情感并不存在，而且从理论上讲，我国的法官是唯物主义者，那么我国的法官如果必须有信仰的话，应该信仰什么？笔者认为，对我国的法官来说，在古罗马时代即已存在的“国民的安宁是最高的法律”、“公共安宁是最高的法律”、“国家安宁是最高的法律”的格言应成为他们的信仰，这同共产主义道德所提倡和要求的“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是相一致的。法律文化学者刘作翔教授曾撰文论及社会主义国家司法权的属性，认为社会主义国家司法权的主体是人民群众[24]。那么对于司法权最重要的实际操作者法官来说，其行使司法权就是在行使人民所赋予的权力，因此，其应当信奉“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的信念乃是必然的逻辑结论。当然，需要指出的是，这里虽然用到了“人民”这一集体的概念，但对法官来说，正如霍布斯所言，必须“对法庭上那些真实的人，而不是某些抽象的人的概念负责”[25]。
另外，法官的良知还从我国的传统文化中来。我国的传统文化中虽没有产生过类似西方的系统的自然法理论，也不存在超验的宗教情结，但我国传统文化中却有着异常丰富的关于良知理论的本土资源，例如：“仁而爱人”、“三省吾身”、“哀民生之多艰”、“上下求索”、“舍生取义”、“任重道远”、“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为民请愿”、“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如何把我国传统文化中知识分子的责任感、道义感、使命感、自省意识等同马克思列宁主义结合起来以产生新型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司法伦理与法官操守是一个有意义的课题。
四、如何才能使法官保持良知
首先，对法官来说，品性尤为重要。史尚宽先生曾对法官之品格有精辟的论述：“虽有完美的保障审判独立之制度，有彻底的法学之研究，然若受外界之引诱，物欲之蒙蔽，舞文弄墨，徇私枉法，则反而以其法学知识为其作奸犯科之工具，有如为虎附翼，助纣为虐，是以法学修养虽为切要，而品格修养尤为重要”。[26]所以，爱尔维希断言，“法官的人格，是法律正义的最终保障”，耶林要求法官“必须具有意志及道德勇气”。在法官必须具备的诸品性中，公正居于首位，只有公正才能对良心精心守护，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法官。那么，法官的公正从何而来呢？霍布斯认为，法官公正品性的获得，“不在于读别人的书籍，而在于自己的善良的天赋理性的深思熟虑”[27]。因此，必须确立严格的法官录用制度，以保证录用那些具有丰富的学识、善良、谨慎、中庸、有强烈的社会正义感、富有同情心、洞明世事、淡薄宁静的人作为法官。如果任命了一个心术不正的人做法官，将会出现柏拉图所说的“如果在一个秩序良好的国家安置一个不称职的官吏去执行那些制定得良好的法律，那么这些法律的价值便被剥夺了，并使得荒谬的事情大大增多，而且最严重的政治破坏和恶行也会从中滋长”[28]的结果。因此，在任何社会中，法官都应像普通法国家的法官那样，属于“文化界的巨人”，“有一颗金子般的心”，被称为“慈父般的人”，“每时每刻同时对该职业的高贵及其深刻的问题有所认识”。如果一个法官拥有尊贵的社会地位，他将其被任命为法官看成是一生姗姗来迟的辉煌事业的顶点，他必定会珍惜自己的声誉做到恪守良知和洁身自好。但如果一个社会里人人都可以成为法官——而不论他的学识、人品、性格、年龄等情况如何，法官仅仅是一种普通的职业，那么这个社会里的法官的素质将不可避免地良莠混杂，法官的品质的流向往往是劣胜优汰，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的结果[29]。在这种情况下，让这个社会里的法官自身产生职业的神圣和自豪感及让整个社会珍重法官这个职业会是个非常可笑的想法，最终的结果将是，“法官不被尊重，国家将会衰亡”。
其次，法官良知的保持必须有体制上的保障。如果没有司法制度的精心呵护，任何“金子般的心”也会褪色直到完全暗淡无光。体制上的保障主要包括：
1、在法院享有解决一切法律争议（包括法律规范冲突争议）的终局权力的前提下，规定法官判决只服从法律和良心。关于法院的权威地位问题，联合国《关于司法机关独立的基本原则》第3条明确予以确立：“司法机关应对所有司法性质问题享有管辖权，并应拥有绝对权威就某一提交其裁决的问题按照法律是否属于其权力范围作出决定”。在确立了法院的权威地位后，应在《宪法》中，至少也必须在《法官法》中明文规定法官有良心的自由，规定对于法官来说，判决只服从法律和良心。
２、确立司法独立和法官身份保障的制度。联合国在《司法独立世界宣言》中确认：“法官个人应当自由地履行其职责，根据他们对事实的分析和对法律的理解，公正地裁决其所受理的案件，而不应有任何约束，也不应为任何直接或间接的不当影响、怂恿、压力、威胁或干涉所左右，不论其来自何方或出自何种理由”。司法独立要求“国家的司法权只能由国家的司法机关统一行使，其他任何组织和个人都无权行使此项权力”[30]，而其核心是“裁判者在进行司法裁判过程中，只能服从法律的要求及其良心的命令，而不受任何来自法院内部或者外部的影响、干预或控制”[31]。司法独立意义重大，“在人类司法的发展史上，没有哪一种法律理念像司法独立那样，推动着司法的法律化、职业化进程；也没有哪一种制度像司法独立那样，锻造着法律运作的政治空间和专业意蕴”[32]。
针对我国目前司法体制安排不合理以致造成法院和法官不独立的现状,一些学者进行了学理探讨，提出了建立包括在体制上确立司法权高于行政的制度，革除法院体制安排中地方化严重的现状，确保司法权的国家统一行使；以及革除法院内部行政化管理模式，建立足以使法官保证个人独立等在内的各项具体的改革制度[33]。笔者认为，只有真正地确立了以上制度，才能使法院和法官做到真正的独立，法官在进行司法裁判过程中，才能真正做到“无须担心因秉公办案得罪他人而在职务上受到不利变动”[34]的情况下排除来自行政权力的、舆论的以及同行的种种压力，以自己的良心和声誉对自己的判决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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