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蚌埠市人民政府


蚌　埠　市　人　民　政　府　文　件

蚌政〔1999〕18号

关于印发《蚌埠市农村水利劳动积累工使用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各县、区人民政府，市政府各部门、各直属单位：
　　《蚌埠市农村水利劳动积累工使用管理暂行办法》已经市人民政府第17次常务会议讨论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

蚌埠市人民政府
一九九九年三月二十九日


蚌埠市农村水利劳动积累工使用管理暂行办法

　　第一条　为加快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促进农村经济稳步增长，根据国务院《农民承担费用和劳务管理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农村水利劳动积累工(以下简称劳动积累工)，是指通过劳动积累的方式，充分利用农村劳动力资源进行水利建设的一项用工制度。
　　第三条　凡年满18周岁以上、男55周岁(女50周岁)以下具备正常劳动能力的农民，都有承担劳动积累工的义务。外出务工、经商的农民应在户口所在地承担劳动积累工。
　　因病、伤残不能承担劳动积累工的，经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大会或者成员代表大会讨论决定，可以减免。
　　第四条　每年每个农村劳力要保证完成20个水利劳动积累工。水利条件差、建设任务重的地方，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批准，劳动积累工数可适当增加，但增加的数量最多不能超过5个。
　　第五条　每个农村劳力每年应完成积累工数量，年初在当地农民负担监督管理部门统一印制的农民负担监督卡中载明。乡、村两级要建立劳动积累工帐册，登记每年实际完成的积累工数量，每年年终结算一次。
　　第六条　劳动积累工，由乡人民政府商村集体经济组织提出用工计划，经乡人民代表大会审议通过后执行，年终由村集体经济组织张榜公布用工情况，接受群众监督。
　　第七条　劳动积累工由县、乡两级根据当地水利总体计划和分年实施计划安排使用，优先安排投入小、见效快的工程项目。
　　第八条　劳动积累工主要用于：
　　(一)乡、村范围内的防洪、灌溉、排水、供水、水土保持等小型农田水利工程的兴建、维修和更新改造；
　　(二)流域面积在30平方公里以下的小流域治理；
　　(三)结合水利兴修进行村庄、道路建设。
　　上述范围不包括国家大中型水利基建工程、江河防汛抢险和农民承包范围内的土地平整、田间沟渠整修用工。
　　第九条　农户联办或独办以及采取投工入股兴办的小型农田水利工程，其用工应视为水利劳动积累工，计入年终结算。
　　第十条　劳动积累工出工应坚持农闲集中突击与常年兴修相结合，以农闲出工为主。
　　劳动积累工以出劳为主，本人要求以资代劳的，应经村集体经济组织批准。以资代劳的资金使用，按国家和省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一条　对工程量大，用工较多，依靠本乡劳力当年难以完成的水利工程，经县以上人民政府批准，可以由县人民政府按国家和省有关规定统一组织实施。
　　第十二条　县、乡两级政府负责劳动积累工的使用和管理。各级水利部门负责搞好规划和计划，并对农村水利建设用工情况进行检查、监督、指导。
　　第十三条　对违反规定增加的农村水利劳动积累工，经乡农民负担监督管理部门核实，由乡人民政府在下年度用工计划中扣减，或者由用工单位按标准工日给予农民出工补贴。
　　第十四条　对违反本办法规定的单位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由有关部门依法追究责任。
　　第十五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单位和个人，可以给予表彰或者奖励：
　　(一)严格执行本办法，认真履行规定职责，成绩显著的；
　　(二)用工效益好，管理规范，有突出贡献的。
　　第十六条　各县(区)人民政府可根据本办法，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制定具体实施细则。
　　第十七条　本办法由市农经委、市水利局负责解释。
　　第十八条　本办法未尽事宜按国家和省有关规定执行。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论侵害生命权在民法上的责任

法学评论 发表时间：199805
曹诗权/李政辉

生命权，作为自然人最根本的权利，理应受到法律慎密的保护，民法对损害的救济当不可或缺。但在我国现阶段，数个民事法律法规分别就侵害生命权所生责任作出规定，各法规内容不仅有不合理之处，而且相互冲突，这最终导致侵害生命权的侵权人所承担的责任偏轻。本文就侵害生命权行为在民法中所应承担责任的若干问题，提出笔者的一孔之见，以求教于大方。

一、因死亡而生的求偿权之归属

自然人生命的丧失，必然导致其民事主体资格的灭失及权利能力的消灭，此乃民法不可动摇的基本理念。当自然人的生命因归责于他人的原因而丧失时，死者已无权利能力，无从取得向加害人主张赔偿的权利，权利继承也无从谈起，所以死者近亲属请求赔偿的权利缘何而来，则成为构建一合理的侵害生命权责任机制所必须解决的前置性问题，是确定相应的赔偿项目及赔偿数额的前提。对此问题，学者们提出了多种不同观点，归纳起来有如下五种：一是民事权利能力转化说，认为自然人的死亡，其民事权利能力由存在到不存在有一个转化的过程。在此过程中，产生了损害赔偿请求权；二是加害人赔偿义务说，认为加害人因其行为所生的赔偿义务不因被害人死亡而消灭，故被害人的求偿权由其继承人继承；三是同一人格代位说，认为继承人与被继承人二者的人格在纵的方面相连结，而为同一人格。故被害人因生命权遭侵害而生的赔偿请求权，可由其继承人取得；四是间隙取得请求权说，认为被害人从受伤到死亡有间隙，在此间隙中，被害人取得损害赔偿请求权；五是双重直接受害人说，认为生命丧失的直接受害人是死者，而财产损失的直接受害人则是死者的近亲属，故其近亲属有损害赔偿请求权。（注：参见王利明、杨立新、姚辉编著：《人格权法》，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51—54页。）笔者认为，以上诸种学说都不能合理解释死者近亲属享有求偿权的事实，理由如下：


1.民事权利能力转化说认为死亡乃是一过程，在此过程中，被害人取得求偿权，当被害人死亡后，其求偿权依继承而转移。此说的矛盾之处在于：依该说，被害人正处于死亡的过程中，则其应是还未死亡尚有生命的活人，一活人怎能取得因死亡而生的损害求偿权。由此显见该说之不合理。


2.加害人赔偿义务说回避了死者近亲属求偿权的来源问题，转而单方面强调加害人的义务。在法律上“没有无义务的权利，也没有无权利的义务”，（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6卷，第16页。）该说所提出的义务因为缺乏相对应的权利，其实根本无法存在。


3.同一人格代位说的基础是人格合一，即不同的自然人其人格是同一的。在人格独立已成为根深蒂固之观念的现代，这种学说已丧失了哲学理论及社会公众心理的支持，并无存在的土壤。


4.坚持间隙取得请求权说同样会陷入尚未死亡的自然人将取得因死亡才产生的求偿权的怪圈，并且该学说对加害行为立即导致被害人死亡的情形无法自圆其说，故此说亦不足取。


5.双重直接受害人说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此问题的本质，但也存在理论上的重大不足。从加害人的角度而言，既然该说认为侵害生命权的场合存有双重直接受害人，且各受害人遭到的损害分别为“生命权人生命丧失的损害事实”和“生命权人的近亲属的财产损失的损害事实”，（注：王利明、杨立新编著：《侵权行为法》，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第168页。）则加害人应负不同的赔偿义务方为合理，
何以加害人仅仅只有一个赔偿义务？从受害人的角度而言，死者与其近亲属遭受侵害的权利种类相异，所受损失性质也不同，何以会“享有一个共同的损害赔偿请求权”？（注：王利明、杨立新编著：《侵权行为法》，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第24页。）由此矛盾观之，足见本说之不合理。


既然在解释死者近亲属求偿权之基础时，旧有的学说皆不足取，则重新构建一科学的求偿权基础理论就是必须的了。笔者认为，为达此目的，需从以下两方面着手：
（一）死者之人格利益应由公法保护

通观旧有的学说，我们不难发现各学说都是从一开始就确立了一个前提，即求偿权只能由死者先行获得。正是此前提导致各学说在理论上的不圆满。产生这种情况的根源在于人们固有的观念：死者生命权既已遭到侵害，则其取得民事赔偿是理所当然的。但这种观念并不正确。


死者生命丧失的是非曲直应由公法作出裁判，而不是对加害人科以私法上的责任，由其以金钱赔偿的方式了结。相反，仅仅只由加害人赔偿金钱达不到法律对生命权保护的目的。换言之，私法在对生命本体的救济上是无能为力的，这是因为：

（1）生命权的地位决定了公法保护之必要

公私法的划分由来已久，已成为大陆法系基础性的观念。虽公私法的分类标准有主体说、意思说、利益说等诸种学说，各学说聚讼纷纭，但透过各学说表面的争执，“亦不难发现划分公私法的大体规律”，（注：梁慧星：《民法总论》，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第28页。）即公法以公权力对事关国家、社会利益的事务进行调整，而私法局限于对平等的私法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进行调整。从自然人的角度观之，生命体现着最高的人格利益，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性权利。具有终极意义的生命权已超出了个人意思自治的领域，“生命权的生命利益支配权是有限制的”；（注：杨立新：《人身权法论》，中国检察出版社1996年版，第406、页。）从社会的角度观之，
生命权所承载的生命利益已超越了纯粹私人利益的范畴，而进入了社会利益的领域。人作为社会最基本的构成分子，同时也是社会最宝贵的资源。“人的生命同社会利益和国家利益紧密相关”，（注：杨立新：《人身权法论》，中国检察出版社1996年版，第409页。）非法剥夺一个人生命的行为，
在侵害个人生命权的同时也侵犯了社会秩序与国家利益，是对整个社会和国家的挑战。故此，应由公法凭藉国家强制力对侵害生命权的行为作出处罚，以一体保护个人、社会、国家三者的利益。

（2）生命权的固有特性决定民法救济之不能

民法对权利的保护以存在权利的主体为前提。而“生命权则非有死亡发生，不能认为受侵害”，（注：龙显铭：《私法上人格权之保护》，转引自杨立新：《人身权法论》，第400页。）当生命权受到侵害时，生命权的主体已死亡，死者无民事权利能力，所以无从取得权利以要求民法提供保护。在此情况下，民法对生命权的保护已失去了保护对象。并且民法对权利的保护以补偿受害人的损失为首要目的，而生命的丧失却是无法补偿的，因为“生命的价值是难以估量的”，（注：汤海庆：《生命健康权研究》，载《当前民法经济法的热点问题》，人民法院出版社1995年版。）且生命也没有法律的替换品或代替物。


故而，对生命权的保护，与其在民法的悖论中绕圈子，不如正本清源，将此任务归还公法，即“死亡公民的人格利益，应由公法来保护。”（注：薛虹：《非财产损害刍议》，载《现代法学》1994年第5期。）

（3）民法仍应规定生命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