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权的困境：明代史个案研究

王 钧


取财于地，取法于天。
——《礼记·郊特牲》



先贤有言：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本文选取明史作为个案，意在以断代史研究的方式对传统专制制度下的土地法制作一个全程式考察。明王朝兴于开国之初的地权均平，灭于积重难返的地权困境，笔者尝试以尽量俭省的笔墨从法律制度的视角描述这个由治而乱的过程，分析法律制度所导致的足以颠覆一个王朝的巨大危险。本文的命题是，明代地权困境的实质是整个专制主义法律制度和政治制度的困境，回避这一要害问题，无论是土地的定期性调配还是财政赋税层面的改革都不过扬汤止沸而已，专制主义不除，地权困境就永远是一柄按在中华民族咽喉上的利剑。

一、地权基本格局

《明史·食货志》曰：“明土田之制，凡二等：曰官田，曰民田。初，官田皆宋、元时入官田地。厥后有还官田 ，没官田 ，断入官田 ，学田 ，皇庄 ，牧马草场 ，城?架俎５ ，牲地 ，园陵坟地，公占隙地，诸王、公主、勋戚、大臣、内监、寺观赐乞庄田 ，百官职田 ，边臣养廉田 ，军、民、商屯田 ，通谓之官田，其余谓民田。”
官田和民田不完全等同于公有土地和私有土地。官田，从产生依据看，包括皇帝的个别赐予、依法令设立（如屯田）、依官职取得为官服务的（如百官职田、边臣养廉田）、为公益目的（如学田）；但是，从权属看，则包括国有土地（如还官田，没官田、断入官田、屯田等）、皇室所有土地（如皇庄）、官僚贵族所有土地（如赐乞庄田）。这一点倒是表明了古代中国“官”与“公”之间的一种无法区分的暧昧关系。民田，指官田以外的可买卖的土地。经过元末战争，大批土地荒芜，战乱又导致大量流民，明王朝为恢复社会经济秩序，保证国家财政收入，采取了鼓励垦荒，扶植自耕农的政策， 因而地权趋于分散，自耕农所有占相当大比例。 这部分土地属于民田。
明代土地的权属格局是在官府主导下构建起来的。朝廷有权宣布任何一片土地为官田，明初为财政目的抄没江南民田即为一例，发展屯田和鼓励垦荒扶植自耕农的政策也反映了官府对土地的直接分配。所以，官府行为是土地资源配置的重要渠道之一。其次是民事流转。明代法律明确规定，官田“不许私自典卖” ，民田得以典卖、继承、赠予等方式流转。明中叶以后，土地流转频繁，有“田宅无分界，人人得以自买自卖”之说。 民间典卖土地，自行立契，按则纳税。但是，土地的民事流转在不同程度上受到民间惯例的限制，主要是在典卖田宅时，本族、本宗、本姓的人享有优先购买权，民田的卖方不得自由选择买方，而买方如不具有与卖方同族、同宗或同姓的身份，则无权购买。
明代黄册、鱼鳞册的编制建立了确认土地权属的制度。 《大明律》则对盗卖田宅的违法行为规定了具体刑罚，为土地所有权的成文法保护确立了基本规则。

二、里甲赋役制度

在自耕农经济的基础上，明初制定了严密的黄册里甲制度，控制田亩和户口，以便征派赋役。洪武三年（1370年），朱元璋下令“籍天下户口，置户帖、户籍，具书名、岁、居地。籍上户部，帖给之民”。 洪武十四年（1381年），在户籍制度基础上进而建立黄册里甲制度，其内容为：“以一百十户为一里，推丁粮多者十户为长，余百户为十甲，甲凡十人，岁役里长一人，甲首一人，董一里一甲之事。先后以丁粮多寡为序，凡十年一周，曰排年。……鳏寡孤独不任役者，附十甲后为畸零 。僧道给度牒，田者编册如民科，无田者亦为畸零。每十年有司更定其册，以丁粮增减而升降之。……上户部者，册面黄纸，故谓之黄册。……其后黄册只具文，有司征税编徭，则自为一册，曰白册云。”
明代的赋分为田赋与杂赋，以田赋为正赋，沿袭唐宋以来的两税法，以夏税、秋粮为正项。田赋之外，还有各种名目的杂赋，杂赋中最重要的是“上供物料”，即地方为宫廷和中央各部提供的物资，一般根据朝廷需要的品类和数量，摊派给各地。赋税率因田主身份（官绅与庶民）的不同而有轻重之别。明代依循旧制，给予贵族和官绅阶层免税特权。各王、公贵族占有的庄田是免税的，他们的家庭成员和部分佃户也被免除了差徭负担；官绅地主则按品级优免赋税，根据嘉靖二十四年(1545年)的规定，京官一品免粮三十石，人丁三十丁，二品免粮二十四石，人丁二十四丁；以下依次递减，至九品免粮六石，人丁六丁；地方官则按品级各减京官一半。其不入流的教官、举人、监生、生员等，各免粮二石，人丁二丁。 而各州县所规定的优免额，实际上远比国家定制为高。 至崇祯年间考中进士便可免除赋税和徭役。
明代前期确立了正役和杂役两类徭役。正役又称里甲正役，是里甲最主要、最基本的役务，即由里甲人户轮流承担“催征钱粮，勾摄公事”的差役。除正役外，还有杂役，包括由特殊人户应充的军役、匠役两类，以及其他服务于各级政府的职役，如随官听差、公堂听差、狱卒、门卫、斋膳夫、解运税粮官物、养马等，各地编征的名目和数量不一，总的原则是“因事编佥”。 徭役的摊派同赋税一样有身份之别。朱元璋于洪武十年(1378年)颁布法令免除政府官员之家的徭役。 至嘉靖二十四年，官员不仅免徭役，而且免赋税。
按官绅或庶民的不同身份而征派轻重不等的赋役，是一种身份性赋役制度。这种区别对待的赋役制度，实际上等于授权官府合法剥夺庶民财产无偿分配给官绅和贵族阶层。另一方面，它又意味着优免赋役的贵族和官绅拥有土地资源的成本大大低于赋役较重的庶民，这就为土地资源流向贵族和官绅创造了便利条件。明代身份性赋役制度的一个结果是，农民为逃避苛重的赋役，经常携带田产挂靠（“挂名投靠”）到官绅或贵族门下，委身为奴僮，当时称为“投靠”。 官绅地主因此可凭借其优免赋役的特权获得大量廉价土地和劳动力，身份性赋役制度构成此种土地资源配置的制度背景。另外，“因事编佥”原则造成徭役的不确定和随意性，使得官府有权任意调派农民的劳动，实际上构成对农民财产的变相征用。

三、反兼并法

中国历史上，无论哪个朝代，稳定都是官府压倒一切的目标。分散的自耕农经济是明王朝创建之初的经济基础，在统治者看来，维持普遍的自耕农经济就是维护安定的政治局面，因此，抑制土地兼并、打击豪强历来就是明王朝的基本国策。
明初朱元璋颁布过一系列反兼并法令：洪武元年（1368年）诏令曰：“耕者验其丁力，计亩给之。使贫者有所资，富者不得兼并。若兼并之徒多占田以为己业，而转令贫民佃种者，罪之”； 洪武五年（1372年）六月朱元璋作铁榜九条申诫公侯，严禁功臣和公侯之家倚势强占官民田产； 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规定，公侯大官“其山场水陆田地，亦照原拨赐例为主，不许过分占为己业”。
然而，严厉的反兼并法并未收到预期效果，自明中叶始，土地兼并日益剧烈，造成如下后果：第一，税田额数大幅度减少， 失额土地“非拨给王府，则欺隐于猾民” ，官僚贵族占有土地并以合法或非法手段免除了赋税，成为非税田，财政税收因此相应减少。第二，失去土地的农民或者沦为佃农，或者流亡，沉重的赋役日益转嫁到尚保有土地的中小田主身上，也导致他们的破产。第三，民不聊生，流民遍地，农民起义此起彼伏，社会动荡不安。第四，土地兼并和欺隐，导致户籍登记与土地所有状况相互脱节，黄册里甲制度徒具形式，赋役秩序混乱。
为什么严厉的反兼并法无法阻止土地兼并？明代的统治者和学者们对此有很多议论。相当多的学者，如方孝孺、解缙、徐光启等，认为土地兼并的根源是土地私有和土地可以买卖，因而，反兼并的根本对策应是土地国有化，即由政府直接分配土地，土地禁止买卖。
土地国有化政策究竟是对症下药还是饮鸩止渴，要看土地兼并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当时土地兼并的主要方式如下：第一，皇室成员、勋威、贵族借助政治特权大肆侵夺官田和民田，皇庄和贵族地产迅猛扩张。 第二，官僚地主利用职权强占民田。 第三，军官、豪强、内监瓜分屯田，化公为私，甚至役使屯丁。 第四，贵族、官僚地主以接受“投靠”的方式兼并土地。第五，地主利用高利贷兼并自耕农土地。 第六，人民为躲避苛重的赋役不得不贱售土地。 上述凭借政治特权进行的掠夺，动辄几百顷，几千顷(如皇庄的扩张)，其规模和速度都远远超过一般地主以购买方式进行的土地兼并。
由此可知，土地兼并和地权集中的最主要原因是：特权阶层凭借法外特权进行掠夺；以及，身份性赋役制度和沉重且无法预见的赋役负担导致自耕农破产，以致他们被迫携产投靠或贱售土地。因此，地权集中的根源并不是土地私有以及土地可以买卖，正相反，不公正的地权集中恰恰是因为自耕农对土地“私有”得不够。这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赋役上的不公正待遇使官绅阶层对自耕农的剥夺合法化；二是官府有权任意征用农民的劳动时间和私有财产；三是农民无力对抗来自官府和特权阶层的侵害。正是这三个因素导致农民的土地财产权残缺而且脆弱，起初保有土地的农民很容易横遭掠夺而不得司法救济，也很容易破产卖地继而陷入赤贫。因此，自耕农失去土地和土地资源不公正集中的真正根源是自耕农的私有财产不受法律同等保护。

四、主要经营方式：租佃制

由于地权趋于集中，无地农民居多，明中叶以后租佃制成为土地的主要经营方式。租佃关系基于地主和佃农的租佃契约而产生，租佃契约记录了土地所有人和承租人之间权利与义务、利益和风险的分配。首先看地租的种类和租制：地租分为劳役地租、实物地租、货币地租三种，实物地租占主要地位；租制有分成租制和定额租制两种，分成租制是指将实际收成按主佃议定的比例分配，定额租制是指不论实际产量多少，佃户都要交纳议定的租额。 其次看地租率，据估计，当时的地租率大都占收成50%以上，甚至还有达到70%和80%的。 再次，地主为防止佃农欠租，在契约中采用了几种担保办法：一是押租钱或赔价钱，即佃户须先交纳一定量的钱做押金，才能租得田地，租佃关系解除时，押金归还佃户。押租在租佃契约中甚为流行。 二是预收地租，即地主在出租土地时，预先索取一年或者几年的地租。另外，在契约之外，佃农还可能有其他负担。 最后，地主可能以毁约换佃为借口强行提高地租。
租佃关系所反映的地主和佃农之间的利益分配格局自有其经济和法律背景。首先，地权集中致使无地农民剧增，地狭人稠的局面导致农民竞佃。 土地资源的稀缺可以部分地解释农民在承租土地时为什么会竞相交纳批田银或批赁银 ，地主为什么会经常性的增租夺佃。但这个解释是不够的，农民被土地束缚和依附于地主不仅仅是土地稀缺造成的，明王朝的重农抑商政策和限制农民自由迁徙的严法很大程度上阻碍了工商业发展和城市化进程，农民没有另谋出路的自由，也是一个重要原因。明代的抑商政策不仅体现在官府对商业的过度管制（如市籍、专卖、海禁等制度）、对商人的过度剥夺（如沉重的商税、铺行火甲等）以及严厉限制迁徙自由（如里甲、路引制度）方面， 而且还表现为官僚权贵利用特权经营工商与民争利。 抑商政策使农民无法自由迁徙、自由进入城市市场，这种城乡分隔越严厉，地主对土地的垄断占有就越是得到强化，而无地的农民就越是容易遭受盘剥。
如果说农民在租佃关系中遭受了不公正对待，或者地主夺佃增租属于违约行为的话，那么，农民能否获得适当的法律救济呢？明代规范租佃关系的规章典据不是国家制定法而是民间惯例，因为统治者认为民间田土之事不过“细故”而已。虽然不能否认惯例中也有保护农民利益的内容，但民间惯例更多的还是对富人的维护。 官方对民间惯例的态度是，只要有书面契约的形式，且不违反刑律，就承认契约内容的效力，并对违约行为施以惩罚。 这种放任政策不仅体现在立法上，司法裁判也是如此。户部《教民榜文》明令：“民间户婚、田土、斗殴、相争一切小事，不许轻便告官，务要经本管里甲老人理断，若不经由者，不问虚实，先将告人杖断六十，仍由里甲老人理断”。 洪武末年，为“严越诉之禁，命老人理一乡词讼，会里胥决之，事重者始白于官，然卒不能止。越诉者日多，乃用重法，戍之边”。 虽然，明代律法没有明确赋予“里甲老人”正式的司法权，亦未纳之于正式的司法管理系统，但从以上记载看，“里甲老人”确实掌握着田土争议的调解或仲裁的权力，而且法律通过严禁“越诉”强化了这种权力。
国家立法和司法裁判权在租佃关系上的放任姿态并不表明当时的农村是一个世外桃源般的自治社会，相反，在身份性赋役制度造成的歧视和压榨之下，以及法律对农民选择自由的严厉限制之中，立法和司法上的放任反而纵容了农村社会中的为富不仁和恃强凌弱。如果说土地资源稀缺、城市化迟滞造成了地主的自然垄断地位的话，那么，法制上的放任则把这种财富垄断下的经济强制合法化并上升为法律的强制。
故而我们实在不必惊诧于史不绝书的明代农民暴动。 从洪武到万历年间（1368年—1620年），农民的斗争目标主要是抗租、夺地、平田，有时直接针对地主的“冬牲”和“大斗大秤”等勒索方式。 明末，北方李自成义军提出了“贵贱均田”、“不当差，不纳粮”、“平买平卖”的口号，要求土地所有权，要求减免赋役，主张建立公平的交易秩序。南方农民的权利主张也从抗租、减租发展到要求耕作权和土地所有权。农民的减租减赋、均田永佃的要求，其实质是主张对土地和劳动成果的正当权利，主张财产权。 亚当·斯密说，“财产权和政府在很大程度上是相互依存的。财产权的保护和财产的不平均是最初建立政府的原因，……”。 然而，中国农民为争取自己的财产权却必须推翻政府——既然以国家暴力为基础的政权不能保护财产权，不能缓减财富垄断所造成的经济强制，不能为财产受到非法侵害的农民提供司法救济，不能保障农民另谋生路的自由，那么，人们只好抛弃这个并非他们所选择的政府了。正如洛克所说，“当立法者们图谋夺取和破坏人民的财产或贬低他们的地位使其处于专断权力下的奴役状态时，立法者们就使自己与人民处于战争状态。” 暴力成为官府和农民之间唯一有效的周期性对话方式，中国历史上的每一次“进步”就只能体现为血与火的惨烈记录，而不是恒产恒心所催动的自由秩序的演进。

六、明王朝的财税改革

面对财政收入的锐减和社会的动荡不安，明政府被迫调整政策，进行财税改革。在一条鞭法实施前，中央和地方已经出现一些初步的改革措施。例如，针对差役负担不确定、官吏和里甲书差舞弊以及黄册所载丁粮严重失实导致的差役负担不均，天顺元年(1457年)朝廷正式诏令“行均徭法，禁里长害民”。均徭法将各级政府所需差役的项目、等级和名额确定下来，将里长佥役的权力收归官府，黄册之外，查勘实在丁粮多寡，另编均徭册，改变临时佥点办法，改行里甲轮役制。 再如，明中叶后的赋役折银措施将各种名目的征派制为定额，以及赋役定额化改革。
只是在这些局部改革之后才有著名的土地清丈和一条鞭法改革。万历六年(1578年)内阁首辅张居正下令：清丈全国土地，清查漏税的田产和追缴欠税；制订《会计录》和《清丈条例》颁行天下，限令三年内各地查清溢额、脱漏和诡寄等。到万历八年(1580年)，据统计，全国查实征粮田地达七百零一万三千九百七十六顷，比弘治时期(1487-1505年)增加近三百万顷，政府赋税收入因而剧增。 在清丈土地的基础上，万历九年(1581年)张居正又把嘉靖初年在福建、江浙等地由甘澧、庞尚鹏、海瑞等人推行的一条鞭法，在全国推广实施。一条鞭法集均徭法、赋役折银定量等改革措施之大成，主要内容是：（1）统一役法，并部分地“摊丁入地”。即把原来的各项徭役合一，一律征银，官府需要力役，则拿钱雇人应差。（2）田赋及其他土页方物一律征银。（3）以县为单位计算赋役数目。（4）赋役银由地方官直接征收。一条鞭法按丁、粮派役，即把一部分原按户或丁计征的负担转为按土地多少征收，使无地少地农民，减少了丁役负担。赋役合一折银，减少了里长官府合谋舞弊的机会，而且，有利于减轻农民人身依附，它是唐代两税法之后的重大改革。一条鞭法的实行使明政府赋税收入增加，万历初期十年间，史称最为富庶。
但是，随着万历十年(1582年)张居正的去世，一条鞭法逐渐名存实亡，以一条鞭法为大成的整个财税改革完全失败了。它的失败原因并不在于人亡政息，甚至也不在于皇权的腐败和吏治的松懈，在本文看来，专制主义制度下的财税改革至多起到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一时之效，失败是注定的。朱元璋说过，“为吾民者当知其分；田赋力役以供上者，乃其分也！” 在皇帝眼中，赋役是人民对皇家的绝对义务，可是，皇家和官府又给了农民什么呢？王法禁不住王公勋戚对农民土地的掠夺，也管不住各级官府在“一条鞭”外大量加征派款，反而还强加给农民歧视性的赋役制度——法律规定了农民的赋役却保障不了农民对其土地和劳动收益的财产权，农民完全成为供皇帝、王公贵族和各级官吏汲取财富的工具。农民不受法律同等保护的地权之上负载了一个不惜涸泽而渔的统治集团，这就是明代财税制度极度败坏以至无法挽回的根本原因。托克维尔在评述法国封建制度时说，“无纳税人同意不得征税”，“违反它相当于实行暴政，恪守它就相当于服从法律”。 就是说，在国家赋役法之上还应有更高一级的法，那就是“无纳税人同意不得征税”原则，此项法律原则的两个潜在要件是：第一，纳税人的同意意味着他们有权选择政府和决定政府的规模与功能，从而控制政府财政，第二，纳税人的同意决不是无对价的，其对价必须是国家承诺并切实履行保障人民财产权的法定义务。然而，中国的皇帝却没有这些个观念，他们把赋役视为农民的天然义务，法律就是他们自己的意志，赋役立法何须经过农民的同意？他们从来都是把暴政视为当然！明后期的财税改革，虽然以法明文界定了赋役额度、征收程序和计量方法，但它没有建立起政府与人民之间的契约，国家法律和民间私有财产之间依然关系紧张甚至是激烈冲突的。这是专制主义政体下赋税制度的本质，这个本质决定了它的命运。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人大常委会


哈尔滨市公民献血管理条例

　（１９９４年９月２５日黑龙江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批准　１９９５年１月１日起施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保证医疗用血需要，加强医用血液管理，保障公民身体健康，促进社会文明，根据国家和省的有关规定，结合我市实际情况，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在本市行政区域内的机关、团体、部队、企业事业单位及其他组织（以下简称单位）和公民（含在本市暂住一年以上的外地公民），均应当遵守本条例。


　　第三条　献血是每个适龄、健康公民应尽的社会义务。
　　推行公民无偿献血制度。对无偿献血的公民实行优待用血。


　　第四条　实行公民献血与公民个人储血、家庭成员互助、单位集体互助相结合的用血制度。


　　第五条　血源、采血和供血，应当实行统一管理，加强技术指导，保证血液质量，做到安全用血，合理用血，节约用血。


　　第六条　单位应当做好公民献血的宣传教育工作，普及血液科学知识，按照本条例规定动员和组织本单位所在地的公民参加献血。
　　新闻、出版、广播电视等文化宣传部门应当搞好公民献血的宣传教育工作。


　　第七条　市、区、县（市）人民政府领导公民献血工作。
　　本条例由市、区、县（市）卫生行政部门负责组织实施。
　　市、县（市）血源管理办公室负责公民献血的日常管理工作。
　　各级红十字会参与当地公民献血工作。

第二章　献血





　　第八条　年满二十至五十周岁的公民，符合献血体格检查标准的，应当履行献血义务。


　　第九条　符合献血条件的公民，按下列规定履行献血义务：
　　（一）公民每五年献血一次；
　　（二）普通高等学校、中等专业学校学生在校期间献血一次；
　　（三）驻哈部队（含武装警察部队）义务兵服役期间献血一次，在本市居住超过五年的军人，每五年献血一次。
　　公民自愿多次献血的，可不受本条（一）、（二）、（三）项规定的时间限制。献血间隔时间不得少于三个月。


　　第十条　公民献血年度计划指标，由市、县（市）血源管理办公室核定下达，公民所在单位或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统一组织实施。
　　公民也可以凭本人《居民身份证》到市中心血站或县（市）血站、中心血库献血。献血数量计入所在单位或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的年度献血计划指标。
　　任何单位不准以任何理由拒绝组织献血工作。


　　第十一条　适龄公民必须经体格检查合格后，方可献血。每次献血量为２００毫升，一次献血４００毫升的，按履行两次献血义务计算。


　　第十二条　献血的公民，在献血的当日和次日，享受公假。
　　军人献血后，公假待遇由部队自行决定。


　　第十三条　公民无偿献血后，由市、县（市）血源管理办公室发给《无偿献血证》；公民献血后，按规定领取营养补助费的，发给《献血证》。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准伪造献血证件，不准雇用他人或冒名顶替献血。


　　第十四条　单位完成年度献血计划指标后，由市、县（市）血源管理办公室发给统一印制的《完成献血任务证》。
　　单位超过计划指标的献血量，可在下一年度献血计划指标中核减。


　　第十五条　公民经体格检查合格后，应当参加献血；拒绝献血的，体检费用由受检个人承担。

第三章　采血供血





　　第十六条　申请设置单采血浆站和中心血库，由市卫生行政管理部门审核同意后，报省卫生行政部门批准。


　　第十七条　采供血机构应当严格执行国家和省的采血、供血技术标准及管理制度，保证血液质量，保证医疗和应急用血，保证献血者和受血者的健康。


　　第十八条　采供血机构采集的血液和血液成份，由市、县（市）卫生行政部门组织有关部门和专家定期进行质量监督、监测。


　　第十九条　采供血机构不准利用公民献血从事营利性活动或配制、供应不合格血液及血液成份。


　　第二十条　除采供血机构外，其他单位和个人不准组织血源采血、供血。遇有下列情况的除外：
　　（一）医疗单位开展的患者自体输血项目；
　　（二）患者亲属或其他公民为特定患者提供血液；
　　（三）急救患者所需血液当地血站和中心血站无法及时供应的。
　　有本条前款（二）、（三）项情况需要采血、供血的，应当在采血后三日内向血源管理办公室备案。


　　第二十一条　医疗单位对已密封好的血袋不准再次打开分装、分离，确保输血安全。


　　第二十二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准有下列行为：
　　（一）向未经体格检查或体格检查不合格者采血；
　　（二）擅自从外地引进或向外地输出血液及血液成份；
　　（三）倒卖血液及血液成份；
　　（四）组织他人卖血、供血从中牟利。

第四章　用血





　　第二十三条　献血的公民用血时，凭本人《居民身份证》和《无偿献血证》或《献血证》由所在医疗单位供血。


　　第二十四条　未献血的公民用血时，凭下列证件，由所在医疗单位供血：
　　（一）有工作单位的，凭单位当年《完成献血任务证》；
　　（二）无工作单位的，凭户口簿和所在乡（镇）人民政府或者街道办事处当年《完成献血任务证》；
　　（三）家庭成员已献血的，凭户口簿和《无偿献血证》或者《献血证》。


　　第二十五条　医疗单位对用血公民出示的证件，应当严格核验，并履行登记手续。


　　第二十六条　医疗单位应当推广成份输血，严格执行用血管理制度和输血技术规范，保证输血安全。


　　第二十七条　对无偿献血的公民及其家庭成员，实行相当于献血量营养补助费三倍以内的免费用血。具体办法，由市卫生行政部门制定，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后执行。


　　第二十八条　未献血的公民不具备本条例第二十四条规定证件需要用血时，按用血量所需金额向市、县（市）血源管理办公室交纳用血押金。用血押金也可由指定的医疗单位代为收缴。所在医疗单位，凭用血押金凭证供血。用血公民及其家庭成员用血后六个月内，已献血或所在单位、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当年完成任务的，如数退还押金；逾期未献血或未完成献血任务的，不退还押金，将押金转为公民献血基金。
　　公民献血基金，按预算外资金管理。


　　第二十九条　急救患者用血时，医疗单位应当先予用血，并在用血后检验有关证件。对属于本条例第二十八条一款规定的公民，应当在用血后三日内补交押金；逾期未补交押金的，可在患者住院押金中扣收用血押金。


　　第三十条　在本市领取《供血证》的个体供血者，或持民政部门证件的社会救济人员、五保户，以及血液病患者、输成份血的患者，用血时免收用血押金。


　　第三十一条　科研、生产单位非医疗用血时，应当经市血源管理办公室批准。
第五章　奖励与处罚





　　第三十二条　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单位或个人，予以表彰或奖励：
　　（一）个人献血累计１０００毫升以上的；
　　（二）在组织公民献血中做出突出贡献的；
　　（三）举报违反本条例的行为经查证属实的。


　　第三十三条　对不执行献血计划或未完成献血计划的单位，由市、县（市）卫生行政部门责令限期完成；在限期内仍未完成的，当年不得评为精神文明单位，并由县以上人民政府给予批评教育，或由市、县（市）卫生行政部门按未完成计划指标献血人数献血量金额的二倍至五倍处以罚款。
　　对拒不履行献血义务的公民，由其所在单位给予批评教育或行政处分。


　　第三十四条　对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市、县（市）卫生行政部门责令限期纠正，并按下列规定处罚：
　　（一）雇用他人或冒名顶替献血的，处以一千元至二千元罚款；
　　（二）擅自采血供血或利用公民献血从事营利性活动的，没收非法所得，并按非法所得的二倍处以罚款；
　　（三）倒卖血液及血液成份，组织他人供血从中牟利或伪造献血证件的，没收非法所得，并按非法所得两倍以上处以罚款；
　　（四）擅自从外地引进或向外地输出血液及血液成份的，没收非法所得，并按引进或输出血液金额的五倍至十倍处以罚款；
　　（五）未履行用血核验登记手续或特殊情形用血后未按规定备案的，处以用血量金额的罚款，并处以责任人五十元至一百元罚款；
　　（六）擅自分装、分离血液的，没收非法所得，并处以单位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二百元至五百元罚款；
　　（七）擅自采集非医疗用血的，按采血量金额的十倍处以罚款；
　　（八）对向未经体格检查或体格检查不合格者采血，造成传染病扩散的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比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实施办法》第六十六条的规定处理。


　　第三十五条　献血管理机构的工作人员、医务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由其所在单位或上级主管部门追究行政责任。


　　第三十六条　在采血、供血和输血过程中出现的医疗事故，按国务院《医疗事故处理办法》和省有关规定处理。


　　第三十七条　对违反本条例应当予以治安管理处罚的，由公安部门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规定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八条　对行政处罚不服的，可在接到行政处罚决定通知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执罚部门的上一级机关申请复议；对复议决定不服的，可在接到行政复议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逾期不申请复议或不起诉又不执行处罚决定的，执罚部门可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三十九条　罚没的处理，按《黑龙江省收费罚没集资管理条例》的规定执行。

第六章　附则




　　第四十条　外地患者在本市就医用血时，按照本条例的规定执行。


　　第四十一条　市人民政府可根据本条例制定实施细则。
　　本条例执行中具体问题，由市人民政府负责解释。


　　第四十二条　本条例自１９９５年１月１日起施行。市人民政府１９９０年３月２２日发布的《哈尔滨市血源管理办法》同时废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