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化契约：经济法的理论进路

肖义方

法是通过对行为的作用来调整社会关系的，[1] 在商品经济中，人们之间的关系体现在商品的交换行为中，这种交换行为在经济上体现的是交易，在法律上就体现为契约。在商品经济发展的长河中，民法的契约制度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成为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
但是，经济发展进入二十世纪后，人们越来越多的谈论契约的衰落，美国权威的私法学者干脆宣告了“契约的死亡”，[2] 主张由侵权法吸纳古典契约法。正当法学界宣告契约死亡时，经济学、社会学乃至整个社会科学把“契约分析”开发为理论研究的基本工具，不得不令人愕然。契约真的死了吗？死亡的是什么契约？死亡的契约能由侵权法吸收吗？为回答这些问题，我们从分析个别性契约开始。

一、个别性契约的民法属性
在民法制度下，契约是完全独立对等的单个人之间通过自由谈判缔结的协议，与契约以外的其他的人、事不发生任何关系。我们把这种契约称为个别性契约，把这种契约理论称为原子化契约论，意即该理论将契约主体与契约本身都视为独立的原子。美国契约法学者麦克尼尔（I. R. Macneil）将这种契约称为单发契约（discrete contract），他分析了美国《第二次契约法重述》给出的经典定义：“所谓契约，是一个或一组承诺，法律对于契约的不履行给予救济或者在一定的意义上承认契约的履行为义务。”后认为，这个定义揭示了传统契约的本质特征，即是“一个或一组承诺”。所谓承诺是“以某种特定的方式作为或者不作为的意思表示，通过这种表示，使受诺人相信已作出了一项允诺（commitment）”。麦克尼尔对承诺的要素作了归纳，他认为承诺意味着确信人类的意志力能影响未来，即确信一个人现在能够影响未来，应当具备五个因素（1）承诺人的意志；（2）受诺人的意志；（3）为限制未来的选择采取的现时行为；（4）交流；（5）可度量的互惠性。从这五个因素出发，麦克尼尔给出了自己对承诺的理解：“承诺就是在当前交流一个从事互惠性的可度量交换的允诺。”这种规划未来交换的强有力的机制，是个别性契约的本质。[3]
在麦克尼尔眼里，以承诺为基础的个别性契约具有如下特点：
1、交易当事人的数量有限，理想状态下只有两个当事人；
2、当事人交易的目的单一，只是为了双方都十分明确的某一具体经济交换，这个经济交换是可量度的、互惠性的、一次性的；
3、当事人意志是绝对自由的，除了追求最大的个人利益，不需考虑任何社会关系；
4、达成契约通过要约和承诺形式进行，当事人双方都可以理性预期，权利义务都能在契约中明确界定；
5、当事人之间的契约关系只对当事人双方有意义，不对其他任何社会关系产生影响；
6、对于将来情势的变化，当事人需要通过再谈判或购买保险合同来解决，如果出现违约，可以寻求与双方无关的第三方来解决。
这六个特征基本上概括了个别性契约的要点。总体上看，这种契约观把当事人看作是理性预期的，把交易和契约看作是连续可分的和一次性的，把未来的变化看作是可通过概率估计的及可保险的，把社会经济的发展看作是一系列连续的现货合同的延伸。显然，个别性契约是一种完全契约，它表现为契约条款在事前可明确地写出，在事后能完全执行；当事人能准确估计契约执行过程中的突发事件，并在签约前预先加以协调处理；一旦达成契约，必须自愿遵守其条款，若有纠纷、可自我协调，若协调不成，通过一个外在的第三方强制裁决和执行。[4]新古典经济学和近代民法学不约而同地对这种个别性契约现象进行了阐释，形成了近代自由主义的契约制度。
严格来讲，以承诺为基础的个别性交易仅仅是一种理论抽象，任何一个交易，在现实生活中，都不可能只与交易双方当事人相关，它还涉及到许多其他社会因素，至少，这个交易为什么值得信赖，是因为有一系列习惯、道德和法律等制度规范作后盾。这些制度规范的背后是一个有序的社会，因此，任何交易都脱离不了社会的影响，只是在一定的条件下，我们可以将社会秩序假设为既定的，将主体之间的交易用契约法规范起来。随着经济关系的高度社会化，传统的条件被打破，我们不可能仍然生活在过去那种变动缓慢甚至相对静止的世界，我们就应寻求新型的法律制度来规范，而不是固守陈规。比如，一个典型的买卖交易，在完全竞争的市场上，其契约关系可以认为是个别性契约，由传统契约法来调整。但是，在现代社会中，我们面对的更多的是买方市场或者是卖方市场，[5] 如果还站在传统契约法的基础上，那会有损于法律的实质正义与公平。因此，在现代经济关系中，交易并不都是靠承诺性的契约来完成的，非承诺性契约在现代社会中广泛存在，企业的组织体系就是很好的证明，我们有必要对这种新型的现代契约关系作理论研究。

二、社会化契约的经济法属性
麦克尼尔看来，民法把人们之间的交易关系看得过于表象化，以传统民法建立起来的契约制度与现代经济中交易的广泛联系是格格不入的，现代契约关系并不是“一锤子的买卖”，而是“安排交换于未来”的过程，他把这种契约称为关系契约，所谓关系契约就是“当事人之间在规划将来交换的过程之中产生的各种关系。”[6] 麦克尼尔的契约定义摆脱了“承诺”的限制，把大量的非承诺性关系纳入了契约的范围，使契约与习惯、组织、社会性交换和人们对未来的期待交织在一起，形成一种复杂的锁链，因此，我们可以把关系契约可以称作为社会化契约。社会化契约与个别契约相比，具有如下特征：
1、社会化契约并不象个别性契约那样具有明确的合同关系人，我们处在一个“没有委托人的世界”。现代契约关系不是当事人通过面对面的谈判而缔结的，更多的是在科层组织和官僚体系的结构中组织起来的，其背后是渗透到科层组织和官僚体系之中的众多的利益相关者。但是，组织听命于利益相关者的整体，并不听命于利益相关者个人，就每一个利益相关者来说，他既是制定契约的力量，又是契约的被迫接受者，正是这种共同参与和个别接受的矛盾关系，才使传统的民法制度无所适从，面对这种复杂的契约关系，传统民法建立起来的完善的契约规则失效了。
2、现代契约关系中存在契约性团结或共同意识，人们出于一定的目的会通过集体交换和再分配的程序组织起来，如现代社会大量出现的“第三部门”。由于现代交易错综复杂，当事人必须相互依赖和相互合作，就某些事件或交易本身达成共识，这种共识的达成具体表现为当事人之间相互的沟通，不仅是信息上的，还有情感和意识形态上的。在沟通的过程中，会产生习俗、文化等非正式的规则和正式的法律制度，用以规范交易过程中当事人的行为，从而节约交易成本。同时，这种沟通增进当事人的信任，从而增加了他们合作的可能。
3、社会化契约关注的是利益相关者之间的整体利益。整体利益与我国计划经济时代强调的集体利益不同，集体利益是以牺牲个人利益为代价的，整体利益是利益相关者个体利益的融合，代表着大多数的个体利益。[7] 利益相关者个体利益的保障是通过维护整体利益来实现的，但是整体利益不是个体利益简单的加和，维护整体利益并不等于每一个个体利益都可以得到全面的满足，就具体个体而言，社会化契约可能只能满足他的部分利益，也可能暂时不能满足他的利益。在社会化契约中，个体利益虽然不必绝对服从整体利益，但应当尊重整体利益。
4、在社会化契约中，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可度量和不可度量相互交织。例如在独立审计社会化关系中，审计技术本身就充满可度量性和精确性，注册会计师需要通过确定的资格考试和积累一定的经验才可以授予执业资格，这种执业标准是可度量的。同时，所有现代关系都涉及许许多多不可度量或不加度量的交换，如注册会计师的能力，执业资格只能量度达到从事审计职业所需的最低水平，对每一个够格从事审计事务的注册会计师，不能也不可能有一个标准，精确衡量他们的实际能力。现代契约关系不但涉及到上述的具体性交换，而且包含有社会性交换。在社会性交换中，许多方面全部或大部分是没有度量或不能度量的，如人的威望、个人权力等。正是这种可度量和不可度量相互交织的关系，才引发突破传统契约法的革命。
5、现代契约关系中出现了阻碍契约自由的权力、等级和命令。与古典契约中契约自由的精神相比，社会化契约逐渐加大了约束性力度，如企业组织内部的科层中上级对下级的约束，下级对上级的单方接受。这种约束不但体现在利益相关者个体对契约的单方接受上，而且还体现在“第三部门”组织的内部约束，如注册会计师协会对注册会计师的约束。在社会化契约中，某一当事人个体的行为不但影响到他个体的利益，而且影响到其他社会群体的利益。如一个注册会计师的审计失败，不但自己须承担损害赔偿的不利后果，而且他的行为损害了注册会计师行业的声誉，现代契约关系授权行业组织对此进行事先的预防和事后的处理，通过行业组织的教育、惩戒达到维护行业群体利益进而维护社会整体利益的目的。
6、社会化契约关系中存在权利和责任不对称的问题。社会化契约产生的基础是通过付出较小的社会成本而获得巨大的社会利益，从而节约交易成本。社会化契约中具体当事人履约获得的个人收益往往是有限的，而履约产生的社会性收益却十分巨大，当然违约的社会损失亦十分巨大，即当事人承担巨大的社会责任。从另一个角度来说，社会化契约的当事人有可能造成“不对称损害”。[8] 契约关系的当事人为了获得非常有限的利益，可能对社会化契约中的其他人施加巨大的损害。因为社会化契约中的契约关系人众多，个人的利益并不总能与整体的利益保持一致，随着现代社会中生产的专业化不断加剧，大大增加了施加不对称损害的可能性。例如，一个注册会计师为了相对很少的审计公费，而做出欺诈性的审计报告，结果使大量投资者遭受严重损失，证券市场受到严重冲击，安达信的财务造假案就是实证。这种权利和责任的不对称，或者说损害的不对称对民法的补偿性赔偿制度提出极大的难题。以独立审计为例，按民法的赔偿原则，注册会计师一旦造成损害，要承担经济赔偿将是天文数字，其直接后果是无人敢进入审计行业，行业逐渐萎缩，使旨在节约交易成本的独立审计制度不复存在，进而更加损害社会公众利益，大大妨碍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
可见，社会化契约从本质上突破了个别性契约的樊篱，它表现为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和谐与统一，它的这些特征决定了建立在个别性契约基础上的民法不可能通过所谓“私法公法化”的改良而适用之，它已经表现出一种质的不同，必须有新的法领域走向前台，这个法就是经济法。

三、经济法：调整社会化契约的法
证券市场独立审计是一种社会化契约，社会化契约关系既不同于传统的民事契约关系，也不同于行政管理关系，而是国家的经济职能与政治职能分离，借助社会中间体的力量，使传统的私人领域向公共领域扩展，构成公共的私人领域后形成的法律关系，我们认为这种关系才是经济法关系。
本文所称的社会化契约与自然法学派的“社会契约论”是不同的概念，虽然社会化契约与社会契约都起源于罗马法的契约理论，蕴涵着同质的契约思想，但是两者的法学意义根本不同。社会契约通过理论虚构上升到哲学高度，成为自16世纪以来在西方乃至全世界极有影响的一种国家学说，它虽然与自由资本主义的契约经济有密切的联系，但主要仍是解说国家政治权力的学说。不管是在霍布斯描述的原始混沌的恐怖状态下，还是在洛克描述的自由、平等的和平状态下，人们都是通过让渡与生俱来的自然权利，建立起国家，形成规范的制度，从而对人们个人的自然权利有所限制。[9] 人们牺牲部分权利的目的是要求国家提供确保人们自由与安全的服务，这种服务通过由人们让渡的权利建立起来的国家政治权力而实现。洛克认为，在人们拥有的自然权利之中，并不是所有权利都可以让渡的，人们的生命、自由和财产权利属于不可让渡的权利，这些权利不但不可让渡，而且国家必须尊重和保护，因此，国家的政治权力并不能干涉人们的财产与自由权利。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不但追求拥有财产，而且更渴望财产通过交换而增值。在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社会化大生产处于初级阶段，社会分工并不复杂和精细，由交易引发的竞争完全而充分，交易过程相对简单。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可以靠自己的力量完成交易，只需国家提供交易规则和通过强制力保护交易，制裁违约行为。于是，传统契约法发达，国家处于“守夜人”的角色。那个时代的国家只具有政治职能，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完全分野。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社会化大生产发达，社会分工精细而复杂，完全竞争由垄断竞争所取代，人们之间的交易过程不再单纯，参与同一交易的主体不再限于相对双方，而可能是庞大的群体。群体中必然存在复杂的关系，我们把群体中两两之间产生的传统契约关系称为个别性契约关系，群体中可能会产生许多个别性契约，而这些个别性契约之间又通过主体内部的相互关系结成契约链，我们把形成链的个别性契约的集合称为契约群，而将群体的整体或者群体的部分达成的契约称为群契约，群体内达成的群契约亦可能有许多。契约群和群契约的集合构成本文所称的社会化契约。
在社会化契约关系中，由于契约主体众多，契约关系复杂，契约主体为了实现契约目的，往往在自己精力和能力不济的情况下，需要寻求代理人，而且，庞大的交易群体内部如果通过两两谈判达成社会化契约的话，需要巨大的签约成本。于是，正如前所述，契约当事人通过约定，选择国家（政府）作为共同的代理人，赋予了国家新的经济职能，国家以经济职能的角色向公民社会渗透，成为社会公共利益的代表。可见，本文所称的社会化契约与社会契约至少有二点不同，一是社会化契约是现代经济关系的法律化，是产生国家经济职能的基础；而社会契约是国家理论的虚构，是国家政治权力的理论解。二是在社会化契约中，公众的经济权利是完整的，人们的财产和自由依然没有让渡给了国家，也不是从国家那里把让渡的权利收回来交给社会中间层（第三部门），[10] 而只是委托给国家代理；在社会契约中，公众的部分权利让渡给了国家，其权利受到限制。
社会化契约与社会契约这两点区别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社会契约授予国家以政治权力，这种政治权力是政府行政权力的基础，由于公众将形成政治权力的权利已经让渡给了国家，那么政府享有完全的支配权，公众只享有间接的监督权。规范政府行政权力的法是行政法，在行政法的范围内，政府部门及其人员可以直接通过国家强制力来行使。而社会化契约只授予国家的代理权，国家行使代理权利不能直接利用国家强制力，不能与政府行使行政权力混淆，如某行业达成同行之间公平竞争的社会化契约，而有人违约采取不正当竞争行为，损害同行和消费者的利益，国家（或通过行业组织）可以行使代理权要求违约方停止不正当竞争行为并赔偿受害人损失。如果被代理人的权利得不到实现，国家不能直接使用强制力，只能寻求司法解决。如果国家不主动行使代理义务，公众或者同行的个体有权直接行使自己的权利，并要求国家赔偿违反代理契约造成的损失，或者通过司法起诉要求国家履行代理义务。以上这些法律关系既不可能是民事关系，也不可能是行政关系，只能是经济法关系。需要说明的是，虽然国家行使代理权时不能直接利用国家强制力，但是可以间接利用国家强制力。所谓间接利用国家强制力是指国家根据行使代理权的需要，可以利用强制力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或者从事其他类似的抽象行为。
社会化契约与社会契约的区别从根本上把经济法与行政法区别开来，使经济法初步走出了“管理”、“干预”的理论误区，为经济法责任的研究打下了理论基础。


参考文献：

[1] 张文显：《法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47页。
[2] [美]吉尔莫：《契约的死亡》，梁慧星主编《为权利而斗争》，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第53页。
[3] [美]麦克尼尔：《新社会契约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6页。
[4] 杨瑞龙、周业安：《企业的利益相关者理论及其应用》，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版，第54-55页。
[5] 这种现象实质上是许多个别交易相互影响而积累的结果，反过来又影响这些交易。因此，现代社会任何一个交易都不是孤立的，而是社会化契约的一部分。
[6] Macneil, I. R., The New Social Contract: An inquiry into modern contractual relations, Yale University (1980), p.4.
[7] 蒋安：《经济法理论研究新视点》，中国检察出版社2002年版，第27页。
[8] See Macneil, I. R., The New Social Contract: An inquiry into modern contractual relations, Yale University (1980), p.102.
[9] 潘云华：《“社会契约论”的历史演变》，《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1期。
[10] 有学者持这种观点，参见郑少华：《动态社会契约论：一种经济法的社会理论之解说》，2002年长沙第十届全国经济法理论研讨会论文集。
贵州省人大常委会


【时 效 性】 有效
【颁布单位】 贵州省人大常委会
【颁布时间】 2007-9-24
【实施时间】 2008-1-1
【内容分类】 省级地方法规
【标　　题】 贵州省水路交通管理条例


　　　　　　　　　　　　　　　　　　　　贵州省水路交通管理条例
　　　　　　　　(2007年9月24日贵州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通过)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水路交通管理，维护水路交通秩序，保障水路交通安全，促进水路交通健康发展，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省行政区域内水路交通规划与建设，水路运输与水路运输服务，航道管理与维护，港口经营与管理，水上交通安全以及从事与水路交通有关的活动，适用本条例。
　　第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水路交通管理，将水路交通事业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促进水路交通事业的发展。
　　第四条 省人民政府交通行政主管部门主管全省水路交通工作,其所属的航务管理机构和海事管理机构具体负责全省水路交通管理工作。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交通行政主管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内的水路交通工作，其所属的航务管理机构和海事管理机构具体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水路交通管理工作。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依照法定职责，做好水路交通管理的相关工作。

　　　　　　　　　　　　　　　　　　　　第二章　　　规划与建设

　　第五条 水路交通发展规划应当服从综合交通发展规划，与水资源综合利用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等其他有关规划相衔接。
　　第六条 省水路交通发展规划由省人民政府交通行政主管部门组织编制，在征求有关部门的意见后，报省人民政府审批，并报国务院交通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县以上水路交通发展规划，由同级交通行政主管部门组织编制，征求有关部门意见，经上一级交通行政主管部门同意后，报同级人民政府审批。
　　第七条 水路交通建设应当注重生态环境保护，符合水路交通发展规划、基本建设程序、通航技术标准和行洪安全要求。需要使用土地的，应当依法办理有关手续。
　　第八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大投入，加快水路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和维护管理，保障水路交通安全畅通。
　　鼓励社会资金投资水路交通建设。
　　第九条 设置渡口应当经渡口所在地的县级人民政府审批。
　　设置跨行政区域的渡口，由渡口所在地的县级人民政府协商一致后，分别办理批准手续。
　　审批前应当由当地海事管理机构对渡口安全条件和申请单位的安全管理能力进行论证。

　　　　　　　　　　　　　　　　　　　第三章　　　运输与运输服务

　　第十条 从事水路运输、水路运输服务、船舶管理业活动的单位或者个人，应当依法向县以上航务管理机构申请办理水路运输许可证、水路运输服务许可证。
　　水路运输企业和其他从事营业性水路运输的单位和个人，应当持营业执照向原签发水路运输许可证的航务管理机构，按照拥有船舶的艘数领取单船船舶营业运输证。船舶营业运输证应当随船携带。
　　禁止涂改、转让水路运输许可证、水路运输服务许可证、船舶营业运输证。
　　禁止非营运船舶从事营业性运输。
　　第十一条　从事营业性运输的水路运输企业，应当具备国家规定的条件。
　　水路运输企业以外的单位和个人从事营业性运输，应当具备以下条件：
　　（一）有适航的船舶；
　　（二）有持有相应适任证书的驾驶、轮机人员；
　　（三）有2万元以上的流动资金；
　　（四）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十二条　在国家和省规定采用标准船型的通航水域经营水路运输业务的，经营者应当采用标准船型。
　　省的标准船型由省有关部门依法予以公布。
　　第十三条 客班船应当按水路运输许可证核准的班次、航线、起讫站点营运；未经原批准的航务管理机构同意，不得擅自取消、变更船舶的班次、航线、起讫站点。
　　第十四条 从事水路运输、水路运输服务、船舶管理业的经营者合并、分立、变更经营项目或者范围的，应当到原批准的航务管理机构重新办理水路运输许可证或者水路运输服务许可证；变更企业名称、法定代表人的，应当到原批准的航务管理机构办理变更登记手续。
　　从事水路运输、水路运输服务、船舶管理业的经营者歇业的，应当向原批准的航务管理机构备案。
　　转让营业性运输船舶的，原船舶营业运输证持有者应当到原批准的航务管理机构办理注销登记手续。

　　　　　　　　　　　　　　　　　　　第四章　　　航道管理与维护

　　第十五条 航务管理机构应当加强航道、航道设施的维护，保持航道畅通和航道设施完好，及时向有关单位发布航道变迁、航标移动、航道尺度及航道维护工程施工通告。
　　第十六条 在通航水域或者规划的通航水域上整治航道，建设临河码头、跨河桥梁、拦河闸坝等建筑物或者构筑物，应当符合国家规定的通航标准和技术要求并事先征求交通行政主管部门意见，交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及时答复。
　　第十七条 在通航水域上进行施工作业，可能影响通航或者暂时中断通航的，建设单位应当设置航标等设施，并负责维护管理。
　　第十八条　建设单位在建设工程或者设施竣工时，应当负责清除对航道通航条件有影响的遗留物，达到国家规定的通航标准和技术要求，并经航务管理机构论证认可。
　　第十九条 非因航道建设维护、抢险救灾等情况，禁止向航道内倾倒泥土、砂石或者废弃物。
　　第二十条 在航道内挖沙取石、开采砂金、钻探、打桩等影响通航的，应当经河道行政主管部门会同航务管理机构批准。
　　前款规定的活动对航道及航道设施造成损害的，应当及时予以恢复。
　　第二十一条 在通航河流上修建闸坝，闸坝建设单位应当同时修建过船设施，所需费用由建设单位承担。
　　在不通航的河流上修建闸坝后可以通航的，闸坝建设单位应当同时修建过船设施或者预留过船设施建设位置。
　　修建过船设施或者预留过船设施建设位置，闸坝建设单位应当组织有关部门进行可行性论证，并征得交通行政主管部门同意。
　　过船设施由运营人负责管理，也可以委托航务管理机构负责管理。过船设施运行和管理维护费用由运营人承担。

　　　　　　　　　　　　　　　　　　　第五章　　　港口经营与管理

　　第二十二条 重要港口的总体规划由省人民政府交通行政主管部门组织编制，并征求有关部门意见后，报省人民政府批准。
　　其他港口的总体规划由市、州人民政府和地区行政公署交通行政主管部门组织编制，并征求有关部门意见后，报同级人民政府或者地区行政公署批准。
　　第二十三条 单位或者个人从事港口经营业务，应当取得港口经营许可证。
　　重要港口的港口经营许可由省航务管理机构批准，其他港口的港口经营许可由市、州、地航务管理机构批准。
　　第二十四条 申请港口经营许可，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固定的经营场所；
　　（二）与经营范围、规模相适应的港口设施、设备；
　　（三）与经营规模、范围相适应的专业技术人员、管理人员;
　　（四）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二十五条 申请重要港口的港口经营许可，应当向港口所在地的县航务管理机构提出书面申请；县航务管理机构在收到申请之日起10日内审核完毕，报省航务管理机构审批。
　　申请其他港口的港口经营许可，应当向港口所在地的县航务管理机构提出书面申请；县航务管理机构在收到申请之日起10日内审核完毕，报上一级航务管理机构审批。
　　负责审批的航务管理机构应当在收到县航务管理机构上报的申请之日起20日内作出决定，对符合条件的，颁发港口经营许可证；不符合条件的书面告知当事人并说明理由。
　　第二十六条 港口经营性收费依法实行政府指导价或者政府定价的，收费项目及标准由省人民政府交通行政主管部门会同省价格行政主管部门制定。

　　　　　　　　　　　　　　　　　　　第六章　　　水上交通安全

　　第二十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本行政区域内水上交通安全管理工作，建立、健全水上交通安全管理责任制，督促各有关部门依法履行水上交通安全监督管理职责，及时协调、解决水上交通安全生产监督管理中的重大问题。
　　第二十八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制定水上交通事故应急预案，建立、健全应急救助体系，保障应急救助经费。
　　第二十九条 通航水域和城市园林水域的交通安全由海事管理机构统一监督管理。
　　用于海事监督检查的船舶、车辆，按照规定设置统一的标志、标识。
　　第三十条 渔业船舶安全监管由渔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参加比赛的体育运动船艇安全监管由体育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农业自用船舶和渡口安全监管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指定的部门负责；运输船舶和其他船舶安全监管由海事管理机构负责。
　　第三十一条 船舶所有人或者经营人应当建立、健全交通安全管理制度，保证安全生产投入，及时消除安全事故隐患，保证船舶适航、船员适任，并对船舶的交通安全负责。
　　第三十二条 从事运输的船舶，应当符合船舶强度、稳性、吃水、消防、救生等安全技术条件，配备通信、防污等安全环保设备。
　　任何船舶不得超载运输。
　　第三十三条 节假日、赶集日、学生上学放学等渡运繁忙时段，渡口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指定的部门应当加强渡运秩序维护，保障渡运安全。
　　第三十四条 有下列情况之一的，禁止渡运：
　　（一）渡船超载；
　　（二）渡工无船员适任证书或者酒后驾船及其他不宜驾船的情形；
　　（三）乘客与大牲畜、危险货物混载以及装载不当影响渡运安全；
　　（四）超过禁航水位线或者遇大风、大雨、能见度不良等有碍渡运安全的情形；
　　（五）渡船的航行、救生等设备不齐全或者不合格。
　　第三十五条 船长10米以上的农业自用船舶的检验、登记、发证，驾驶人员的考试、发证由县以上海事管理机构负责。
　　船长不足10米的农业自用船舶的检丈、登记、发证、驾驶人员的培训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指定的部门负责。
　　未经检验或者检丈、登记、发证和未配备合格驾驶人员的农业自用船舶不得航行。
　　农业自用船舶的检丈、登记、发证办法由省人民政府规定。
　　第三十六条 农业自用船舶载人不得超过核定人数，船舶吃水不得超过载重线。
　　农业自用船舶、渔业船舶不得从事营业性运输。
　　第三十七条 营业性漂流河段与码头的安全技术条件、漂流艇筏选型与漂流方式、安全保障等安全事项与防污染措施应当经市、州、地海事管理机构论证。
　　经营漂流活动的企业应当配备有合格的船舶检验证书的漂流艇筏，有合格的适任证件的船员或者护航员，落实安全保障措施和保护水域环境的措施，并对漂流安全负责。
　　未经县以上海事管理机构批准，禁止在通航河流上从事漂流活动。
　　第三十八条 经营性的小型游乐船舶和漂流艇筏，应当经有资质的船舶检验机构检验并到县海事管理机构备案，持有效的船舶检验证书方能航行。
　　第三十九条 在通航水域或者岸线上进行可能影响通航安全的施工作业、群众性活动和体育竞赛等，应当符合有关安全条件，并在作业或活动前报县以上海事管理机构批准。
　　第四十条 行洪、泄洪等影响水上交通安全的，应当提前48小时通知县以上海事管理机构；紧急情况下，应当在作出决定后立即通知县以上海事管理机构，并协助海事管理机构采取必要措施，保障水上交通安全。
　　第四十一条　在通航水域内设置网箱或者其他水产养殖设施，不得侵占航道，不得影响锚地、停泊区、掉头区及港口、码头等区域的正常作业。
　　禁止在航道内设置抬网和拦河捕捞网具。

　　　　　　　　　　　　　　　　　　　　第七章　　　法律责任

　　第四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的，由航务管理机构、海事管理机构或者其他有关部门依法予以处罚。
　　第四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条第一款规定的，由航务管理机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1倍以上3倍以下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处3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款。
　　违反本条例第十条第二款规定，未随船携带船舶营业运输证的，由航务管理机构处50元以上500元以下罚款。
　　违反本条例第十条第三款规定的，由航务管理机构处1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并处吊销水路运输许可证、水路运输服务许可证或者船舶营业运输证。
　　第四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四条第一款、第三款规定的，由航务管理机构处5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并处吊销水路运输许可证或者水路运输服务许可证。
　　第四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七条规定的，由航务管理机构责令限期改正，处5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给他人造成损失的，依法予以赔偿。
　　第四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八条、第十九条规定的，由航务管理机构责令限期清除；拒不清除的，由航务管理机构先行清除，所需费用由违法者承担，处清除费用2倍的罚款。
　　第四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条第一款规定的，责令停止施工；违反第二款规定，造成航道及航道设施损害的，由航务管理机构责令限期恢复；拒不恢复的，由航务管理机构先行恢复，所需费用由违法者承担，处恢复费用1倍的罚款。
　　第四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四条规定的，由渡口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指定的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处50元以上500元以下罚款。
　　第四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五条第三款、第三十六条第一款规定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指定的部门责令停止航行，处50元以上500元以下罚款；拒不停止航行的，暂扣船舶。
　　第五十条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七条规定的，由海事管理机构按照下列规定予以处罚：
　　（一）未经安全论证或者不符合安全条件从事漂流活动、未经批准在通航河流上从事漂流活动的,责令停止漂流活动，处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
　　（二）漂流艇筏未持有船舶检验证书或者未依法配备漂流艇筏船员或者护航员的，责令停止漂流，处5000元以上2万元以下罚款；
　　（三）聘用未持有适任证件的人员担任漂流艇筏船员或者护航员的，责令停止漂流活动，对聘用单位处2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罚款；未持有适任证件担任漂流艇筏船员或者护航员的，责令离岗，处100元以上500元以下罚款。
　　第五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第四十一条第一款规定的，由海事管理机构责令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强制清除，清除费用由所有人或者经营人承担，处1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
　　违反本条例第四十一条第二款规定的，由海事管理机构没收抬网、拦河捕捞网具，处5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
　　第五十二条 违反国家规定，逾期未缴纳港务费、船舶停泊费的，按日加收1‰的滞纳金；情节严重的，暂扣许可证。
　　第五十三条 交通行政主管部门、海事管理机构和航务管理机构的工作人员违反本条例规定，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索贿受贿，尚不构成犯罪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第八章　　　附　　则

　　第五十四条 本条例下列用语的含义是：
　　水路交通有关活动，是指与水路交通有关的水上漂流、港埠业务、船舶管理业等活动。
　　船舶，是指各类排水或者非排水的船、艇筏、水上飞行器、潜水器、移动式平台以及其他水上移动装置。
　　农业自用船舶，是指农民个人所有，用于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服务，航行于本乡镇或者临近乡镇的船舶。
　　小型游乐船舶，是指船长小于5米，由游客自行驾驶的船舶。
　　通航水域，是指由海事管理机构认定的可供船舶航行的江、河、湖泊、水库、运河等水域。
　　航道，是指我省行政区域内在不同水位期供船舶、排筏通航的水域。
　　航道设施，是指航道的助航、导航、绞滩、信号台、整治建筑物、过船建筑物、航道测量标志、航道段（站）房等设施。
　　第五十五条 　渔业船舶的检验、登记以及进出渔港签证，渔船船员的考试、发证，渔船之间交通事故的调查处理，以及渔港水域的交通安全管理等，由渔业行政主管部门依照有关法律、法规规定执行。
　　第五十六条 本条例自2008年1月1日起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