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司法机构设置之变迁研究

(作者：杜向前 赵丽君)

中国古代法制，是指自夏朝建立时（公元前21世纪）开始，至清末改制前（公元1840年）结束的中国奴隶制类型法制和封建制类型法制。
法律制度是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在一定时期现实社会关系的反映，是国家实现其统治的基本工具。在中国古代很早就有法律制度，古代的各朝各代在建立之初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制定和颁布自己的法律和建立完善法律制度。
法律作为国家治理和维护统治的工具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变革和完善的。中国古代法制从总体上说呈现出“因时变革，不断发展完善”演进规律。司法机构是中国古代法律制度重要组成部分。作为极具中国古代特色的法律制度的主要内容之一，司法机构设置之递演嬗变具有同质继承关系，但同时不同发展阶段的某一具体机构职能亦存在诸多差别。

一　　中国古代司法机构设置变迁概述
奴隶制社会时期（公元前21世纪至公元前476年）夏、商、西周和春秋时代，奴隶制的国家制度和法律制度有了一定的发展。从司法机构设置来看，夏商时期没有形成和设置专门的司法机构。夏王和商王拥有国家最高司法权、立法权和行政权。国王的裁断具有最高法律效力。西周时期周王及各诸侯国的内部开始设有专职的司法官员。中央为司寇，地方有乡士、遂士、县士等专职司法官员，但周王掌握国家最高司法权。中国古代奴隶制社会时期司法机构设置的主要特点就是司法权高度集中。未设置有专门司法机构。但出现了专职辅佐王权最高司法裁决权的司法官员。
封建制社会时期（公元前475年至公元1840年），从秦代开始，一套从中央到地方、基层的完整的司法机构的设置逐渐建立并不断丰富完善。
从中央司法机构纵向沿革演进来看，秦汉最高司法机关是廷尉；汉代尚书开始参与司法审判；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司法机构名称出现变化，北齐时正式设置大理寺，司法机关称秋官大司寇或大理寺或廷尉，监察机构御史台的监督职能得到加强；隋唐演变为大理寺、刑部、御史台三大司法机构；宋朝在唐三司的基础上增加了审刑院；元朝设大宗正府；明清时期的司法机关为大理寺、刑部和都察院，明代出现“厂卫”等特务司法机关，清代则设立了处理少数民族事务的司法机关理藩院和维护旗人利益特殊司法机构。
中国古代地方司法机构司法与行政不分，汉至唐大体上分为三级审理，宋至清未大体上为四级审理。其中，秦汉地方司法机构为郡、县两级。郡守县令监理司法，基层设乡里组织，负责本地治安与调解工作；三国两晋南北朝为州、郡、县三级；隋为州、县二级；唐沿袭隋，唐代地方司法机关仍由行政长官兼理。同时州设法曹参军或司法参军，县设司法佐、史等。县以下乡官、里正对犯罪案件具有纠举责任，对轻微犯罪与民事案件具有调解处理的权力，结果须呈报上级；宋为知州、通判。宋在太宗时起在州县之上设立提点刑狱司；元为行省、路、府（州）、县四级；明为省、府（州）、县三级。明朝在省设提刑按察司，有权判处徒刑及以下案件，徒刑以上案件须报送中央刑部批准执行。明朝还在各州县及乡设立“申明亭”，张贴榜文，申明教化；清为省、道、府、县四级。
通过以上对中国奴隶制社会和封建制类型司法机构设置变迁的考察分析，可知中国古代的司法机构设置的基本特点是中央专设司法机构，并保持三大司法机构格局。地方则是司法与行政合一的体制。


二　　中国古代司法机构设置变迁研究
中国传统法律制度，包括中国古代法律制度在内，总体而言渊源继承，代代相因，具有依次更替的同质继承关系。法律制度是现实社会关系的反映，具体到司法机构其递演嬗变，存在诸多类似之处。但同时不同发展阶段的具体司法机构设置又有着与一定时代具体法律制度相适应的基本特征的差异。
一、秦朝初步确立皇权控制下的统一集权司法机关体系
秦朝建立以后，通过统一法度等措施，确立了一套统一集权的司法机关体系。中央司法机构由廷尉和御史大夫组成。秦朝沿袭战国以来确立的地方行政长官兼理司法的传统，实行行政机关与司法职能合一的制度，各地不另设专门的司法机构。实行郡、县两级制，郡守、县令或县长兼理司法。另外，在郡、县下还有更低一级的行政级别，如乡、亭和里。秦朝皇帝通过直接直接行使司法审判权或指派他人代行司法权，建立了一套皇帝直接控制的司法机关，对重大案件的审理判决，皇帝拥有最高裁决权和最终决定权。秦朝时期司法机构设置的基本特点是出现了由中央和地方两级司法职能机构。中央一级司法机构设置了“廷尉”和“御史大夫”专职司法机关。地方则形成了郡、县司法行政合一的司法机构体制。
二、两汉时期逐渐形成中央和地方两级较完备的司法机构
汉朝以秦朝法律制度作为基础和参照。两汉时期的法律制度朝着更加成熟的方向发展。汉朝法制的发展也体现在形成了比较完善的司法机构。在中央司法机构中，有尚书、廷尉和御史大夫三个机构组成。地方司法机构类同于秦朝时期，设郡、县两级，司法与行政不分。汉武帝时期设立了旨在限制日益膨胀的相权的“尚书”这一司法机构，使司法审判大权转由尚书和廷尉共同行使。这种由其它机关参与司法活动的机构设置模式是君主专制制度下的产物。皇帝为防止司法机关职权过重，便给予某些机关以一定的司法权，起到分散司法权的作用，从而便于皇帝控制。此外，重大案件的最后裁决，由皇帝独揽。尚书、廷尉、御史大夫三大司法机构的出现，为后来的审判、复审、监察的“三权分立”格局打下了雏形。可见，汉朝时期，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司法机构都比较完备。
三、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中央行政机构兼领司法事务标志着司法行政与审判分离而又彼此牵制的司法机构设置模式的初步确立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这一时间的司法制度基本沿袭汉制，又有所发展。中央司法机构主要有廷尉、尚书和御史大夫，中央司法机构日趋扩大。其中廷尉在北周时曾改为“大司寇”，北齐时曾改为“大理寺”，但不管称谓如何，其最高司法机关的地位不变。但是尚书的机构在这一时期逐渐加强，而相对廷尉的权利有所缩小，部分司法权转给了尚书。东汉后三省制渐成，使尚书台脱离少府成为中央最高行政机构。这一重大变革给司法机构发展以深刻影响。此时虽尚未设立刑部，但尚书台之下均设置有负责司法行政和兼理刑狱的机构。这种中央行政机构兼领司法事务标志着司法行政与审判分离而又彼此牵制的司法机构设置模式的初步确立。反映了传统司法机构的完善和强化的趋势。这一变化为隋唐司法机构的确立奠定了基础。
四、隋唐大理寺、刑部、御史台三大司法机构分工合作监督制约司法机构设置体系趋于完备
隋唐时期的法律制度，是封建法制最完善、最具代表性的法律制度。唐代司法机构上形成了大理寺、刑部、御史台的三权分立式的司法机关设置体系。刑部不但是中央司法行政的最高机构，同时负责复核大理寺所判流刑以上的案件。大理寺是最高的司法审判机关。御史台掌管监察文武百官，但也可参与冤案大案的审理。刑部的正式确立，标志着我国古代中央司法机构命名的明确，以后历代不改，一直延续到清末。唐代大理寺主管审判，刑部主管复核，御史台主管监察的这种既有分工，朋彼此监督制约的司法机构设置模式，有效地加强了封建司法统治，以及皇帝对中央司法权的控制。
五、宋代司法机关不断扩大，职权分散，增设审刑院以加强对中央司法机构控制
宋朝的司法制度基本沿袭唐朝时期的制度，中央设大理寺、刑部、御史台。但也有一些不同之处。其变动主要是刑部的职权扩大，尤其是复核职能增强。宋太祖建隆年间另设审刑院，是宋朝初期的审判复核机关，同时也拥有的审判权和复核权，审刑院是皇权加强的产物。刑部和大理寺的权利由此有所削弱。另外宋朝还设立了登闻鼓院、登闻检院、理检院三个法定机关，专门受理直接向朝廷投诉的案件，以及上诉的冤案。宋代京畿地区设开封府，州县之上设立中央派驻各路的提点刑狱司，旨在强化皇帝对各级司法机构的控制权。
六、元代蒙古贵族垄断司法体系，司法机关各领其事“不相统摄”
元代在司法机构的设置上较混乱。元朝中央司法机构设立大宗正府、刑部、宣政院。沿用了唐宋的制度，但又加以删减。元朝设刑部取代宋朝的大理寺；设大宗正府审理蒙古贵族案件；设枢密院，兼掌军法审判；设宣政院，专理宗教审判；设道教所，主理道教案件；设中政院，兼理宫内案件。地方有行省、路、府、州、县地方行政机构，兼领司法职能。蒙古贵族统领司法体系。
七、明清两代中央司法机构设置发生较大变化，司法权更趋集中完善，明代法外司法机构及清代旗人特权司法机构的出现是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日益强化的体现
中央司法机构设置至明清时期发生较大变化。主要体现在司法机关职掌的变化和名称的改异。明清刑部、大理寺和都察院三法司的设置，一定程度上体现职权分离和相互牵制的特点。同时也是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日益强化的体现。
明朝的中央司法机构统称“三法司”，指刑部、大理寺与都察院。明朝将元朝废除的大理寺重新设置起来，但是其职责改为法律复核机关。刑部作为中央审判机关。刑部的所有案件都必须由大理寺复核，可见刑部与大理寺的职能，正好与唐宋时期的相反。御史台改为都察院，其职责不变，仍是监察百官，参与审理大案，平反冤案。有明一代的司法机构设置的突出特点是出现了“法外”特务司法机构。主要是“厂”、“卫”司法，内廷的东厂、西厂和内行厂，外廷的锦衣卫。厂卫制司法机机构成为加强皇权专制和实行高压政治的工具。其主要特点是法外用刑，三法司无权干涉，不受普通司法机构和法律约束，拥有监督司法机关的权力，非法逮捕不受限制。主要处理政治案件，是政治斗争的工具。特务政治加剧了明代社会矛盾，削弱了司法机构的权威。
封建时代清王朝中央司法机构维持明朝的三法司制度设置，但刑部审判权力更大，在三大司法机关中，以刑部为首，刑部不受大理寺和都察院的制约。封建时代清王朝在司法机构设置方面新设专门处理少数民族事务的司法机关理藩院。此外，为维护旗人利益，特设理事厅、理事通判、理事同知等特殊司法机构。京城步兵统领衙门也是京师地区满族司法机构。皇族内部的案件由宗人府和内务府中的慎刑司处理。

三　 对中国古代司法机构设置之变迁的评析
中国古代司法机构的出现及设置变迁呈现出从无到有，从由最高王权单一执掌到各专门机构分工制约等逐渐丰富完善的特点。中国古代夏商两朝奴隶制社会时期，虽然已经建立了法律，例如夏朝的《禹刑》和商朝的《汤刑》，但在司法机构方面却未成立专门的司法机构。从中国古代西周时期起则开始逐步建立起较为完善的中央司法机构和地方司法机构，当时代的周王及各诸侯国的内部都设有专职的司法机构。中国古代司法机构历经春秋战国、秦汉三国两晋南北朝及南北朝隋唐至宋、元、明、清一代变迁发展形成了独具中国古代特色较为齐备的设置。随着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体制固有矛盾的不断激化，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极端发展，封建皇权的不断加强，中国传统法制的重心也开始向维护皇权，加强专制的方向倾斜，中国古代司法机构的职能及设置也体现了中国封建社会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极端发展，封建皇权不断加强这一特征。
一、中国古代社会，司法机构的设置变迁是与当时代法律制度的逐步完善相适应的。司法机构设置及职能逐渐丰富完备。司法机构的设置变迁同时体现了封建统治阶级基于维护封建皇权统治，通过更进进一步完备的司法系统来加强对司法控制，进一步巩固中央集权的需求
中国古代司法机构的设置变迁从中央司法机构看，先秦时期没有专门的司法机构设置。司法权高度集中。但同时设立专职辅佐王权最高司法裁决权的司法官员。先秦时期的司法官吏称为“士”或“司寇”；两汉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中央及地方司法机构的设置较为完备。中央司法机构形成由廷尉、尚书和御史大夫各司其职、分工合作及制约的设置格局。尚书、廷尉、御史大夫三大司法机构的出现，为后来的审判、复审、监察的“三权分立”格局打下了雏形；隋唐时期由刑部执掌司法事务，大理寺管理囚禁，御史台掌握纠察诉讼事务中央司法机构格局设置更为完善规范；宋代中央审判机关具有多样化的特征，除刑部，大理寺外，又曾设审刑院以加强封建皇权对司法事务的管控；元代撤销大理寺将其职权并入刑部，同时把管理贵族事务的宗正府当作重要的审判机构。此外还出现了宗教的于世俗的审判机构并存的现象；明代刑部，都察院和大理寺，号称“三法司”，其中刑部主管审判，大理寺成为复核机构，刑部的组织机构也相应扩大，明代宦官参与政事和司法，东厂，西长和锦衣卫等特务机构的设立表明朝封建中央集权专制统治制度得到了更进一步的强化；清代司法机构设置和明代相似，但刑部权力扩大，在京刑狱由刑部审理，外省刑狱也归刑部复核；为保障满清贵族的法律地位，三法司外又设宗人府，与刑部会审满清贵族犯罪的案件；中央还设有理藩院负责对少数民族犯罪案件的审判。秦朝以后随着中央集权制度逐步确立，封建皇权统治阶层通过日趋完善的司法机构的设置，最终掌控国家司法大权，进一步巩固中央集权和维护皇权统治。

二、中国古代社会，中央司法机构分立，地方司法行政合一的司法机构设置模式固然有其弊端，但在当时代的法律背景下，还是有其客观现实意义的
在封建专制主义制度下，皇帝是最高统治者，直接控制司法大权。地方的审判权完全归属行政机关，中央虽设有专门审判机关，但其活动为皇帝所左右。监察、行政机关也可审理案件，审判机关往往不能独立行使职权。封建社会并无独立审判权，审判机关只是皇帝及受皇帝控制的行政机关的附庸。这种行政兼理司法的制度及司法机构设置模式固然有其行政干涉司法、一任专断等弊端。但从司法方面而言，中国历朝君主始终拥有最高司法大权。其有任命最高司法官之权，有裁决疑难案件、重要案件和死刑案件之权，有变通旧制、法外用刑之权，亦有据情议罪、宽赦罪犯之权。中国古代皇权统治者通过司法机构的精心构建和司法权力的有效分配行使以及中国古代司法行政不可分割又相对独立机构设置来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统治和皇权维护。司法机构的设置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封建皇帝“慎刑”、“恤刑”思想的体现。对此，我们应予以客观评价。　　　　
三、中国古代社会，从严格意义上讲没有独立的司法机构和专业的司法人员。此外，针对贵族特权阶层而特设的司法机构及“法外”特务司法机构的出现，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中国古代司法机构职能和权责的不统一以及法律适用的不平等性和滥权专制性，是君主集权极端膨胀的体现。
从严格意义上讲，近代之前的中国没有独立的司法机构和专业的司法人员。中国古代司法机构设置从总体上可以说是司法与行政不分。在中央，西周以前没有专门的司法机构，主理司法事务的在西周为司寇。秦汉以后产生了独立的机构，如秦汉魏晋的廷尉府、御史大夫、隋唐的大理寺、刑部、御史大夫，明清时期的刑部、大理寺、都察院，但它们并不独立于行政机构，主理司法事务官员也非专职司法官。但即使是在中央专门设立了专职的司法机构，同样也是从属于行政，专职的司法机构不可能独立行使司法权。因为司法官员的任免都由皇上决定，而皇上是一个集立法、司法、行政权为一身的独特的个体，这就决定了在中国古代的司法机构是不可能独立的，同样司法权的行使也是不可能独立的。
中国古代宋、元、明、清以来的司法机构设置呈现出的一个主要特点是在普通司法机构之外另设特殊司法机构或者设立负责特殊事务的司法机构以加强对封建中央集权统治的维护。如宋代设立了审刑院及登闻鼓院、登闻检院、理检院三个法定机关。元代设大宗正府审理蒙古贵族案件；设枢密院，兼掌军法审判；设宣政院，专理宗教审判；设道教所，主理道教案件；设中政院，兼理宫内案件。蒙古贵族统领司法体系等。这些反映出中国古代司法机构职能和权责的不统一以及法律适用的不平等性。明代出现了厂卫等特务司法机关。清朝则设立了处理少数民族事务的司法机关理藩院和维护旗人利益特殊司法机构。明代法外司法机构及清代旗人特权司法机构的出现是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日益强化的体现。
四、中国古代司法机构的设置变迁有其复杂的社会时代背景因素及历史渊源。但归根到底，中国古代司法机构的设置变迁是与当时代的法律制度发展相适应的。在当今中国法制建设过程中，我们同样面临着司法机构改革等诸多亟待解决的法律制度问题。中国古代法制对于我国现代法制建设同样有着积极的借鉴意义
我国古代的一些司法制度不符合现代法治的精神，但在当时代社会条件和法制背景下却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中国古代司法行政合一的体制下，司法监督属于行政监督的一种方式。但因其特殊职能和其相对独立的体系结构，这种监督又具有特殊的监督范围和特殊的制裁方式。隋唐中央司法机构体制已趋完备。中央由大理寺、刑部、御史台三大机关共享司法权。大理寺是专门的审判机关，负责审理中央百官犯罪和京师徒刑以上案件，其审理结果需送刑部复核。死刑案件需奏明皇帝。刑部为中央最高司法行政机关，负责复核大理寺判决的徒流案件等。御史台主掌监察，同时又参与重大案件的审判。正是由于这种司法权力与行政权力及交互配置及相互制约，在司法程序上保证了当时代大案疑案审理过程及结果的慎重和准确，并保证皇帝对司法权的有效管控，以维护和巩固皇权统治。中国古代法制及法律制度既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维护和推动当时社会文明的法律保障。中国古代司法机构设置变迁的渊源继承，代代相因及依次更替的同质继承关系的同时，又依各不同时代不同法律制度而又有增益的特点，对我国现代法制建设同样具有积极的借鉴意议。建设现代法制要求我们必须按照科学的发展观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正确评价传统法制和法律文化，吸取有益法律文化为现代法制建设服务。同时，在我国法制建设与国际社会接轨过程中，在引进吸收移植外国法律制度的同时，也同样要与我国当代法律制度法律文化及国情相适应，以更好符合和反映我国法制建设现状和要求。


主要参考资料：
河南省人大常委会


河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乡镇企业法》办法
河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河南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于2000年9月27日审议通过，自2000年11月1日起施行）


第一条 为了扶持和引导乡镇企业持续健康发展，保护乡镇企业的合法权益，规范乡镇企业行为，繁荣农村经济，推进农业和农村现代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乡镇企业法》和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乡镇企业是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农民投资为主，在乡镇、村举办的承担支援农业义务的各类企业，其主要形式有：
（一）乡镇集体经济组织举办的企业；
（二）村集体经济组织（包括村民小组，下同）举办的企业；
（三）乡镇、村集体经济组织或农民举办的股份合作制、股份制企业；
（四）农民合伙举办的企业；
（五）农民个人举办的企业；
（六）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农民与其他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个人、港澳台投资者、外国投资者联合举办的企业；
（七）因城市发展由农村划归城区，但所有权仍属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农民的企业。
前款所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农民投资为主是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农民投资超过百分之五十，或者虽不足百分之五十，但能起到控股或实际支配作用。
第三条 下列机构或企业按乡镇企业对待：
（一）乡镇企业在城市设立的分支机构；
（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在城市开办的并承担支援农业义务的企业。
第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把发展乡镇企业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立足本地实际和优势，对乡镇企业积极扶持、合理规划、分类指导、依法管理。
各级人民政府对发展乡镇企业有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应当给予表彰或奖励。
第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乡镇企业行政管理部门应当依据国家产业政策，会同有关部门拟定乡镇企业发展规划，并负责对本行政区域内的乡镇企业进行协调、监督、服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其他有关部门应当按照各自的职责对乡镇企业进行扶持、保护和监督。
乡镇人民政府应当积极扶持乡镇企业的发展，做好规划、协调、服务等具体工作。
第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乡镇企业行政管理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公示国家和我省鼓励、扶持以及限制和禁止发展的产业或产品名录，并备法律、法规、国家产业政策、市场信息及相关的资料于办公场所，为乡镇企业提供服务。
第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乡镇企业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协调乡镇企业与有关部门的关系，为乡镇企业的改革和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帮助和引导乡镇企业做好科技进步、环境保护、产品和产业结构调整，对外经济技术合作与交流、财务、质量、安全生产等工作。
第八条 依法设立的乡镇企业，应在工商登记注册后三十日内向县级乡镇企业行政管理部门办理登记备案手续，享受国家和本省对乡镇企业的优惠政策。
乡镇企业改变名称、住所或者分立、合并、停业、终止等，应在依法办理变更登记、设立登记或者注销登记后三十日内报县级乡镇企业行政管理部门备案。
农民个人或合伙从事工商业经营，符合企业条件的，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应当依法登记为企业，不得登记为个体工商户。
第九条 乡镇企业实行谁投资，谁所有，谁受益的原则。其所有权的行使按下列规定办理：
（一）乡镇集体经济组织投资举办的乡镇企业，所有权属于举办该企业的乡镇全体农民，由能够代表全乡镇农民利益的经济组织行使；
（二）村集体经济组织投资举办的乡镇企业，所有权属于举办该企业的村全体农民，由村集体经济组织行使；
（三）农民合伙或者个人投资举办的乡镇企业，所有权属于投资者，由投资者行使；
（四）股份合作制企业和股份制企业，所有权属于全体股东，由股东（代表）大会或者董事会行使；
（五）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与其他单位或个人共同举办的乡镇企业，所有权由投资各方共同组成的管理机构或者股东（代表）大会行使。
第十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减轻乡镇企业负担工作的领导和监督。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乡镇企业行政管理部门负责做好减轻乡镇企业负担的监督监察工作。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犯乡镇企业的合法权益。没有法律、法规、规章依据的，不得对乡镇企业进行检查。严禁向乡镇企业摊派，非法集资、收费、罚款。
第十一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平调、非法占用或者无偿使用乡镇企业的财产，不得非法改变产权关系，不得违反法律、法规，干预乡镇企业的生产经营。
乡镇企业负责人应当依法产生。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利用职权非法干预乡镇企业负责人的任免。
第十二条 乡镇企业依法实行民主管理，投资者在确定企业经营管理制度和企业负责人，作出重大经营和决定职工工资、生活福利、劳动保护、劳动安全等重大问题时，应当听取本企业工会或者职工的意见，实施情况定期向职工公布，接受职工监督。
第十三条 乡镇企业应当承担支援农业的义务，每年在税后利润中提取百分之三，交其所属的乡镇人民政府或村民委员会，用于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农业新技术开发和农村公益事业。企业直接用于支农的资金，计入承担支农资金的数额。
前款规定的支农费用，不得重复收取，应当专款专用，不得挪用。
乡镇企业承担支援农业义务确有困难的，可以申请减免。具体减免办法由县级人民政府规定。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乡镇企业行政管理部门应加强对支农费用使用情况的监督。
第十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财政、税务、乡镇企业行政管理等部门应当向乡镇企业公开国家和省有关财政、税收以及扶持企业发展的优惠政策，并备相关资料供免费查询，对符合条件的乡镇企业，财政、税务等有关部门应按照规定予以办理。
第十五条 对符合下列规定条件之一并且符合贷款条件的乡镇企业，国家有关金融机构可以给予优先贷款和优惠贷款：
（一）集体所有制乡镇企业开办初期经营确有困难的；
（二）设立在少数民族地区、边远地区和贫困地区的；
（三）从事粮食、饲料、肉类的加工、储存、运销经营的；
（四）国家产业政策规定需要特殊扶持的；
（五）经济发达地区与经济欠发达地区合作举办的；
（六）从事环境污染治理或商品出口基地项目建设的。
第十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依照国家有关规定建立乡镇企业发展基金，基金由下列资金组成：
（一）政府拨付的用于乡镇企业发展的专项资金；
（二）乡镇企业每年上缴地方税金增长部分中百分之五的资金；
（三）基金运用产生的收益；
（四）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乡镇企业、农民等自愿提供的资金；
（五）法律、法规和省人民政府规定的其他资金。
第十七条 乡镇企业发展基金必须用于乡镇企业发展，专款专用。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乡镇企业行政管理部门和财政部门必须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加强对乡镇企业发展基金的管理和监督。乡镇企业发展基金使用管理的具体办法由省人民政府制定。
第十八条 发展乡镇企业应当贯彻可持续发展战略，依照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合理利用土地，合理开发自然资源，依法保护环境。
乡镇企业用地应当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村镇建设规划，可以通过租赁、入股、联营等方式依法取得土地使用权。
第十九条 乡镇企业建设应当与小城镇建设相结合，实行统一规划、合理布局、集中连片发展。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鼓励新建企业进入小城镇举办，鼓励和扶持偏远地区和贫困山区集体和个人异地进入小城镇办企业。
在小城镇规划区内使用国有土地举办或迁建乡镇企业的，可享受省规定的土地优惠政策。
第二十条 在国家级、省级乡镇企业东西合作示范区和乡镇企业示范区（以下简称示范区）的建设，优先使用国家和地方用于小城镇建设的资金、乡镇企业专项贷款；各级土地部门应优先安排用地；应缴纳的城市维护建设税三年内留给示范区，用于基础设施建设。
第二十一条 鼓励到小城镇和示范区兴办乡镇企业。在小城镇和示范区内有合法固定住所和经营场所的外来人口，经申请可批准其在小城镇和示范区内登记落户，并享受当地城镇居民同等待遇。
第二十二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引导和扶持乡镇企业根据产业政策，依靠科技进步、资源优势和市场导向进行结构调整，促进农业产业化发展。
第二十三条 鼓励大中专院校和专业技术学校的毕业生、科技人员和行政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的分流人员、管理人员到乡镇企业工作或进行智力支援，其户籍、人事档案、社会保障、职称评定等事项，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主管部门根据国家和本省有关规定管理。
第二十四条 鼓励乡镇企业加快技术改造和科技开发，乡镇企业应加大科技开发的资金投入，其技术开发和新产品开发所需资金可按实际支出列入生产经营成本。
第二十五条 鼓励乡镇企业依法利用多种形式筹集资金；鼓励农民以入股、合资、合作、合伙等形式直接融资举办乡镇企业。
第二十六条 鼓励乡镇企业开展经济技术合作与交流，支持乡镇企业引进资金、技术、设备、人才，合资、合作创办企业。
第二十七条 下列乡镇企业，经财政、税务主管部门批准，可按国家和本省有关规定提取科技风险准备金：
（一）国务院乡镇企业行政管理部门确认的大中型、科技进步型企业；
（二）省人民政府确定的重点乡镇企业；
（三）省乡镇企业行政管理部门和省科学技术行政部门共同认定的科技企业或高新技术企业。
第二十八条 集体所有制乡镇企业在改制中变现的资产应主要用于发展乡镇企业，不得用于弥补乡（镇）政府财政开支。乡镇企业行政管理部门应加强对乡镇企业集体资产管理的监督，防止乡镇企业集体资产流失。
集体所有制乡镇企业负责人离任时，应当进行审计。
第二十九条 集体所有制乡镇企业发生下列情形之一时，应按规定组织清查资产、清理债权债务，进行资产评估、产权界定后，报县级乡镇企业行政管理部门备案：
（一）改制为股份制、股份合作制的；
（二）对外实行承包、租赁的；
（三）以出让股份或其他形式转让乡镇企业集体资产的；
（四）与其他单位或个人合资、合作经营、联营的。
第三十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把乡镇企业的人才培养列入教育发展规划，采取多种形式，培养乡镇企业急需人才；并应按年度拨出专项资金用于各级乡镇企业行政管理、财会统计人员培训和重点乡镇企业负责人培训的补贴。
第三十一条 乡镇企业行政管理部门和人事、劳动主管部门依据或者参照国家有关规定，组织乡镇企业技术人员参加专业技术职称评定和职工技能鉴定，合格者应发给资格证书。
第三十二条 乡镇企业应当不断完善经营机制，提高管理水平、技术水平，增强企业整体素质。
第三十三条 乡镇企业应当加强财务、产品质量、劳动保护和劳动安全等方面的管理。
有条件的乡镇企业应当依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参加职工社会保险。
第三十四条 乡镇企业行政管理部门和企业必须依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如实提供统计资料，按时上报。对违反规定弄虚作假的，依照有关法律、法规追究有关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员的责任。
第三十五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乡镇企业行政管理部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由县级以上乡镇企业行政管理部门提请有关机关依法给予处理或处罚：
（一）非法改变乡镇企业所有权的；
（二）非法占用或无偿使用乡镇企业财产的；
（三）非法撤换乡镇企业负责人的；
（四）侵犯乡镇企业自主经营权的；
（五）其他侵犯乡镇企业合法权益的行为。
前款所列五项行为给乡镇企业造成经济损失的，应当依法赔偿。
第三十六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条规定，向乡镇企业摊派，非法集资、收费、罚款的单位和个人，由县级以上乡镇企业行政管理部门责令改正，并提请行政监察等有关部门依法作出处理；给乡镇企业造成经济损失的，应当依法赔偿；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七条 乡镇企业违反本办法规定，不承担支援农业义务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乡镇企业行政管理部门责令改正。在其改正之前，停止其享受《中华人民共和国乡镇企业法》和本办法规定的部分或者全部优惠。
第三十八条 乡镇企业违反土地管理、自然资源开发、环境保护、产品质量、劳动安全、税收及其他法律、法规的，除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处理外，在其改正之前，乡镇企业行政管理部门应当根据情节轻重停止其享受《中华人民共和国乡镇企业法》和本办法规定的部分或者全部优惠。

第三十九条 对依照本办法规定所作处理、处罚决定不服的，当事人可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诉讼。
第四十条 本办法自2000年11月1日起施行。



2000年9月27日